閻明復（1931-2023），遼寧海城人，1931年出生，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統戰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民政部副部長。
01 值班的軍人用一種探測棒反覆伸到鞋裏
秦城監獄有中國“第一監獄”的稱號，專門關押重要犯人，曾關押過國民黨戰犯，各類大案、要案的案犯。
“文革”中關押著不少當時所謂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政治局委員，由第二專案辦公室審查的軍隊系統的相關人員，由第三專案辦公室審查的中央委員、省部級領導。
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成員後來也被關在秦城監獄。
我的七年半噩夢般的人生從此開始了。
1967年11月17日那個漆黑的夜晚，被“公審”、“逮捕”的我，坐在兩名軍人的中間，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轎車開向哪裏去……
走了很久，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在夜燈的照明下，看到馬路北側有一大排平房，當中有一個緊閉的大門，外表看上去同農村地區的政府大院沒什麽兩樣。我們的車在大門前停了下來，一個軍人下車向哨兵說了些什麽。
過了片刻，大門大開，車駛進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軍人把我帶進室內，交給了那裏的軍人，他們就走了。
值班的軍人叫我把衣服脫光，換上他們發的白色粗布的襯衣襯褲、黑色的棉襖棉褲。褲子沒有褲帶，只在上端縫了兩根短短的窄布條，用以繫紮褲子，棉褲根本紮不緊，走路時要用手提著。值班的軍人叫我把鞋襪都脫下來，用一種探測棒反覆伸到鞋裏，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發報機吧。
我的腳大，穿四十五號鞋，他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合適的鞋，就讓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沒收了，只有這雙鞋伴隨我度過了漫長的鐵窗下的嚴冬。
接著，一名軍人帶著我走過庭院，來到一座設有電網的高墻院子，高大的鐵門緊閉著，旁邊的哨兵接過通行證，打開了小門，放我們進去。
高墻院子裏有幾座院落，每個院子都有大墻圍著，從一個小門進去，就是關押犯人的樓房了。
在樓裏，押送我的軍人把我交給了管理員。管理員領著我走過很長的過道，其一側是灰墻，一側是一間一間的牢房。走到一間牢房的門口，他用鑰匙打開了門上的鎖，打開外面的鐵門，接著又打開裏面的木門，讓我進去，對我說，你的代號是“67124”，在這裏不允許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號。
除了不准說自己的名字外，他還接著宣布了其他幾條紀律：
一、不許大聲說話、唱歌；
二、不許在墻上亂畫；
三、按哨聲起床和就寢，有事報告；
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談。
他發給我兩個搪瓷飯碗、一個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臉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紙。他說，每次開飯的時候發開水。說完他就走了，先關上木門，後關上鐵門，最後聽見了上鎖的聲音。
02 成年累月單側睡眠導致臉的一側都變形了
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來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員的腳步聲在走廊裏消失後，在萬籟俱寂的獨牢裏，我最終意識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麽地方的監獄，也不知道要關多久，等待我的是什麽，立刻陷入了一種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開始向四周觀看，這是一間不算太小的囚室，長方形，橫向有十多步，豎向有五六步。門對面的墻上有兩扇關得嚴嚴實實的長條鐵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
鐵窗下面擺著一張矮矮的木床，上面疊著一床薄薄的舊棉被和棉褥。門的左側墻角有帶小門的廁所，裝有沖水的坐式便桶，墻上有“窺孔”，犯人上廁所時哨兵從走廊可以觀察。廁所旁邊的墻上裝有自來水的洗臉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懸掛著一只裝有兩層防護罩的電燈。
每天傍晚時燈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寢哨吹響後，燈光就調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證哨兵夜間能看清犯人的一舉一動。哨兵若有什麽懷疑，可隨時將大燈打開。
我正在觀察，突然聽到門上傳來聲音催我睡覺。我擡頭一看，原來門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門，此時小門打開了，只能看見哨兵的臉。原來入寢時間早過，我趕快脫下棉衣，鉆進被窩。這時才發現，好像室內沒暖氣，被褥又太薄，又沒枕頭，當晚凍得我徹夜未眠。
以後過了一段時間慢慢習慣了，把棉衣和棉褲壓在棉被上，整夜一動不動，以免棉衣褲掉下來。至於沒枕頭，就把大棉鞋墊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
有時睡著了，不慎翻身臉向墻，那可不得了了，只聽見哨兵用大皮靴使勁踢鐵門，直到把人吵醒，再翻過身來，或身體正臥或朝向鐵門。哨兵一定要隨時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發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單側睡眠，不少犯人的臉的一側都變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個特征，這都是後話了。
03 在囚室裏毆打、虐待犯人都出於管理員之手
次日清晨，我聽見哨聲立即起床。我始終沒搞清楚幾點鐘起床，可能是六時或六時半，也可能是七時。
過了一會兒，走廊裏傳來小車的輪聲。小車很快到我門前停了下來，突然看見木門下端的小門打開了，管理員說，開飯了，把飯碗、水杯拿出來。
於是，我連忙把兩個碗和水杯放在小門外面，管理員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飯放在一只碗裏，另一只碗裏則放了一個窩窩頭和一點鹹菜，又用大勺舀了開水倒在水杯裏，說一天就三杯開水，省著點兒喝。
我把飯碗和水杯拿進來後，小門就關上了。這樣，我才知道小門的用途。昨夜徹夜未眠，早飯後困勁上來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沒等合眼，木門上端的小門打開了，哨兵厲聲地說，白天不准睡覺！我立刻爬了起來，坐在床上。
我們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層建築物，東、西、北側各有五間囚室，由走廊相連，北側牢房走廊的兩端有鐵門與樓內的管理區相通，其中有若干間審訊室和看守人員辦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員的眼皮底下被“牢規”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員、看守。我不知道他們應怎樣稱呼。
所謂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們的牢門外是一道長長的走廊，一個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
他們在走廊裏巡視，從每間囚室門上的窺孔監視犯人，發現有違規時，如白天臥床、大聲說話，等等，當即糾正，或報告管理員處理。每天起床哨一響，就得迅速地爬起來，誰起來得慢或起不來，他們就來幹涉。
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會命令你站起來。睡覺時如果不面向門，他們也會立刻踢門。他們不能隨意開門進入囚室。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換新的。
管理員是不常換的，通常少言寡語。管理員做的事情，據我看到的，則是處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務，如放風、洗澡、發飯、發報、押送犯人去審訊室、去門診室、去探訪室（如有親屬來探監），等等。
犯人有事都要向他們講。同他們講話要先說“報告”。管理員有權打開囚室的門，進入囚室，對犯人進行管制。在囚室裏毆打、虐待犯人都出於他們之手。
04 秦城監獄的第一次提審
辛酸和恥辱，以及饑寒交迫、饑餓難挨的日子，而這些不過是這場牢獄之災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來，我不記得監禁期間的審訊一共有多少次，頭一兩年多一些，後來幾乎沒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審訊。
入獄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幾點鐘，囚室門開了，管理員走進來說：“提審，跟我走。”
從囚室出來，沿著走廊向左走，過了一個鐵門向右轉，又是一個長長的走廊，一邊是墻，一邊是一間一間的房間。在其中的一間的門口，管理員叫我停下來，他打開門，對屋裏的人說了些什麽，然後叫我進去。
這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門的左邊有一長條桌，上面鋪著白色桌布，後面坐著幾個軍人。在室內另一側，正對著桌子大約二三米，放了一個橢圓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後來聽說，是實心的，灌了鉛，怕犯人拿來砸審訊的人。
專案組讀罷語錄，又講了一大篇話，大概都是什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套話，我早已忘記。只記得他們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楊尚昆的關系。
這對我來講簡直是輕而易舉、駕輕就熟的事啦。中辦“文革”開始，還在中南海的時候就講起，一直講到“學習班”，材料寫了一篇又一篇。於是我就滔滔不絕地“交代”。講到中午了，專案組宣布暫停。管理員帶我回囚室吃飯，吃完飯，又把我帶回審訊室。我又接著“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長，大概快五點了，我也餓了。於是我說：我交代完了。專案組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說：怎麽，完啦?我說：是呀，完啦!專案組說，怎麽完了呢?你最主要的還沒有交代呢!我倒是真驚訝地問道，有什麽最主要的還沒交代呢?專案組神氣十足地說：“你‘裏通蘇修’還沒交代!”我聽了哈哈地笑了兩聲說：“我‘裏通蘇修’?毛主席還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實，毛主席從來也沒說過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說過：“小閻不怕外國人!”說的是毛主席同赫魯曉夫“吵架”時，我當翻譯不怯場，理直氣壯。專案組竟一口咬定說我“裏通蘇修”。我氣極了，就未加思索地脫口而出：“毛主席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專案組當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講過這類話，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講過的話誰敢否定!於是，他們說：毛主席表揚過的人多著呢。我說：那好，你們就查吧，純粹是……本來想說白白浪費時間，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
應該說，我的這個專案組從一開始就沒大聲地訓斥過人，沒有搞過“逼、供、訊”。從這個時刻起，那種忐忑不安的思緒一掃而光，完全消失了。我從來沒有“裏通蘇修”，多年來，我努力地跟著毛主席在反蘇修鬥爭中當好翻譯，水平高低任人評說，但我不是特務!毛主席的教導“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成了我的“定心丸”。
這樣，第一場審訊就結束了。回到囚室後，心情平靜下來，反而開始感到“饑寒交迫”了。
05 “不交代拉出去槍斃!”
我的特嫌問題似乎“無文章”可做了，但針對被打倒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莫須有的“揭發”接踵而來。各式各樣的專案組都到秦城來提審，企圖從我這裏找到“突破口”，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審訊並沒有停止。
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的組長(不知道他是不是組長，姑且稱之)蠻不講理，胡攪蠻纏，毫不懂政策，看樣子不過是個芝麻大的軍官，卻裝出一副大官的模樣，真是令人噁心!
本來，審訊室的桌子上已給專案組擺上了茶杯，但這位組長來後，看也不看，從自己的皮包裏掏出一個又長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絹擦了又擦，然後用眼睛仔細看了又看，再掏出一個信封，倒出幾片茶葉，用水沖開，再品嘗幾口，才擡起頭來，看我幾眼，然後發問，你是閻明復嗎?我說，是。他問，你是中辦翻譯組組長嗎?我說，是。他問，你認識陸定一嗎?我說，認識。他問，你給陸定一當過翻譯嗎?我說，沒有。他說，陸定一當時是中央領導人，你怎麽可能不給他當翻譯。我說，沒當就是沒當，我們只為常委服務。他問，你給尤金當過翻譯嗎?我說，當過呀。他說，那陸定一同尤金談話你一定當過翻譯啦。我說，沒有，毛主席接見尤金我當翻譯。他說，不准你提偉大領袖!我說，你問我給尤金當過翻譯沒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來：你沒有資格提到偉大領袖，你再抵賴，拉出去槍斃!我說，槍斃我也沒給陸定一當過翻譯。他這樣胡攪蠻纏地喊了半天，只能無奈地收攤了。
過了幾天，我的專案組來了。我對他們講了陸定一專案組提審的情況。他們說，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絕不能講假話。要相信黨的政策。
後來，陸定一專案組又來提審，還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槍斃!”“坐一輩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話：我從來沒給陸定一當過翻譯，我不能講假話。氣得他們只好悻悻而去。
應該說，審訊的過程是考驗人的良心、勇氣、信念的過程。在審訊中順著提審人的“誘供”，“講假話”、“亂咬人”可能是恢復自由的一個機會。對於一個被關押在暗無天日的獨牢裏的“犯人”，沒有比“馬上恢復自由”的許諾更具有誘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講假話”的代價以及由此而產生嚴重的後果，殃及的將不僅是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誣陷!面對“檢舉揭發，立即釋放”的誘惑，面對“不交代拉出去槍斃”的威脅，我從來沒有產生過“講假話”的念頭。堅持不講半句假話，在艱辛漫長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幫”被打倒後，對專案辦公室的人員進行了審查。組織上找我了解我接觸過的專案組的表現。我說，審查我的專案組講政策，實事求是。而最不講政策的、胡攪蠻纏的就是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
若干年後，陸定一陸老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時，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談到“文革”時期的專案組時，陸老氣憤地說，這些傢伙壞透了!
06 熟悉的咳嗽聲
1968年四五月間，我偶爾聽到十分熟悉的咳嗽聲，真像我父親的聲音。但是轉念一想，我父親怎麽可能被捕呢。一來，我父親早已淡出政壇，不是當權派，更不是走資派。二來，他是周總理介紹入黨的，在白區一直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歷史上也沒有什麽問題。誰能想到，這位對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人竟然也被關進秦城監獄，竟然也成了我的難友!父子同獄，中間只相隔二十三個人：父親的代號是67100，而我的代號是67124。
“文革”後才知道，就在我聽到父親的咳嗽聲後過了沒幾天，備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離開了我們。
與世隔絕的監獄，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間。在獨牢中我看不見他們，只能從時隱時現、斷斷續續飄來的各種聲音中來辨別“誰在這裏?”“發生了什麽?”為難友的命運惋嘆。那冥冥中傳來的老父親痛感至心的切膚之聲，多少年過去了，還在心裏、還在耳邊，還在那些艱辛苦澀的日子裏……
07 吃飯——菜裏夾著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再談談監獄的伙食。入獄後的大半年，的確嘗到了“饑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質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飯、一個小窩頭，就是一頓早飯，中飯或晚飯，有時是兩個小窩頭或一碗糙米飯和半碗菜。我們吃的菜可能是勞改農場供應的。看來，農場收什麽菜，我們就吃什麽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來了就吃菠菜，一吃就連續吃上個二十多天，然後就是小白菜、蘿卜，等等。這些蔬菜看來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鍋煮一下，盛到碗裏上面是菜葉，下面是泥湯，菜裏夾著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個肉鼓囊囊的東西，還有點香味，我還以為是一塊肉呢，連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夾起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青色的大菜蟲，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裏，等洗碗的時候才扔到便池裏。前些時候，我的鄰居吃飯的時候不知把什麽扔到便池中，沒等沖洗，就被哨兵看見，立刻從走廊裏把自來水閘門關上，硬是強迫這位難友從便池裏把扔掉的東西撈上來，一口一口地吃掉，還大罵他這個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糧食。
最難熬的是星期天和節假日，一天只給兩頓飯，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來早飯，大都是兩個窩頭，下午兩三點鐘就開中飯，也是兩個窩頭。這樣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飯吃，這十五六個小時真是餓得心裏發慌。而遇到五一、十一節日連續放兩天假時，更是難上加難。
1968年夏天以後，夥食有明顯改善。我獲釋後了解到，當時有幾位老同志在獄中死去，周總理聞訊後特地到秦城視察，指示要認真改善審查對象的生活。於是，每個星期菜裏也出現一兩小塊肉，或菜湯裏有一點點兒的油花。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過春節，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餅，我們要幾個，管理員給幾個，而且還來回地打開每個囚室的小門問，還要不要，還要不要……記得一次，我吃過十多個包子、八九個大油餅，吃完以後，胃漲得難受。真是餓也難受，飽也難受呀。
08 理髮——沒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齒來咬斷
“文革”初始，公安系統受到極大沖擊，軍隊進行接管。秦城監獄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員所剩無幾，我接觸到的都是軍人。原來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壞了。比如說，我入獄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放風，整天憋在囚室裏。幸虧是冬天，牢房又大，沒感到空氣汙濁。頭幾個月一直沒理髮，頭髮長得長長的，這倒也能忍受。最難受的是頭幾個月無法剪手指甲和腳趾甲，指甲不僅長得老長老長的，而且向肉裏長，我只好用牙齒來咬斷手指甲。當然，更談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對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軌。每個月管理員給犯人剪一次頭，當然剃成光頭，而且是快速的，哢嚓哢嚓幾下就完工，推子鈍有時免不了連推帶拔，但總算是剪頭啦，總不至於成了披頭散發的“嬉皮士”了。剪頭的時候，管理員叫犯人到走廊裏，坐在凳子上，披一塊布，就動手推起來了。而剪指甲時，當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員打開囚室的門，走進來，說剪指甲啦，然後遞給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讓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嚴肅地監視，一言不發，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09 洗澡——提前解開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節前後，開始安排犯人洗澡。因為是隔離性的監獄，每個犯人住獨牢，不能讓彼此有任何接觸，所以不論是洗澡、放風或提審，都要嚴守犯人彼此不見面的監規。浴室就在這座樓內的北邊，有五間淋浴間排成一排，每間有門，對面的墻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裏有一個管理員，在第一個拐角處有第二個管理員，在第二個拐角又有第三個管理員，以此類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時，第一個犯人在走廊裏走過拐角，才讓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個犯人走過第二個拐角，才讓第二個犯人轉彎走到第二個走廊，此時才讓第三個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處，以此類推。
在浴室，第一個犯人走進最裏面的淋浴間，管理員從外面把門閂上，才讓第二個犯人走進浴室，進到倒數第二個淋浴間，如此類推……直到第五個犯人走進第一間淋浴間。從第一名犯人走進淋浴室起，就有一個管理員在只砌了一半的墻外走來走去地監視。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順序也是如此，只不過是倒過來，第五個犯人先走，以此類推。總之，犯人彼此連背影都看不見。洗浴的時間大概不到十分鐘，動作慢了，管理員就會大聲催促，快一點兒，快一點兒……這也難怪，一個樓裏大約四十五個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時間可能比洗澡的時間更長。習慣了以後，每次聽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裏就解開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熱水沖幾下就萬事大吉了。
10 放風——防範犯人在地上留暗號，有專門掃地的哨兵
放風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開始的。
監獄的樓形像一個“U”字，中間就是放風場。放風場是由長方形的格子間組成，東西兩側各十間。每個格子間都是露天的，有個小門，進去三面是墻，放風就是在格子間裏“坐井觀天”。放風場上面有一“天橋”，哨兵在上面來回巡視，監視每個格子間裏犯人的動靜。犯人從囚室到放風場的押送辦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辦法相同，只不過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罷了。
放風的時間大概是四十分鐘。一開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後，放風的時間多了，一周至少有一兩次。每次放風，都走進不同的格子間，每次都發現地上總是有掃帚掃過的痕跡，後來才猜到，這是防範犯人們在地上留下什麽暗號，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後，哨兵們趕快掃一遍。
11 讀報——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蘇修特嫌”問題查清後就允許我看《人民日報》了。每天上午，管理員把當天的報紙發給我，第二天發報時收走前一天的。當時，每三個犯人看一份報紙，第一天管理員發給我當天的報，第二天發報的同時要收回前一天的報紙，再發給鄰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這份報發給第三位犯人。
並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報紙。我記得，有一次管理員給我右邊囚室的犯人發了報，接著他又對這位難友說，發錯了，發錯了，你現在沒有資格看報，快退給我！這位難友可能與外界隔離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張報紙，哪裏肯退給管理員。管理員只好打開囚室的門，走進去把報紙搶了回來。這樣我才明白，入獄後一個多月沒讓我看報，是專案組第二次來提審後才讓我看報，顯然是我的問題基本查清了。
在漫長的監禁中，《人民日報》成了我的無聲同伴，是我了解大墻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徑。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員來發報紙，一旦拿到報紙就如饑似渴地從頭版頭條開始閱讀，逐行逐字地一直讀到四版的最後一條消息，讀完一遍後又重頭再讀一遍。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認真地讀過報紙。我與報紙上的信息同樂同悲。
我記得，1971年9月中旬以來，林彪的名字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他的語錄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報了，我馬上意識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無法猜出問題有多嚴重，直到林彪專案組審訊時，才聽說他叛逃未遂，機毀人亡。黨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煽動造神狂熱，迫害大批昔日的戰友，同時，我還為自己的敏感、判斷力並未因多年的獨牢喪失而頗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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