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拜登發表演講，將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沖突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聯系起來，並將美國的參與定性為遏制敵人和對手的大戰略的一部分。“當恐怖分子不為恐怖行為付出代價時，當獨裁者不為侵略行為付出代價時，”他宣稱，“他們就會繼續下去。美國和世界付出的代價和面對的威脅不斷增加。”
總的來說，拜登是對的；防止敵對勢力重新繪制地圖或破壞美國的民主盟友極為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總統的戰略分析與我最近試圖提供的分析之間存在兩個區別：拜登的話總體上沒有承認任何艱難的權衡，也沒有具體提到，中國是比俄羅斯或伊朗更嚴重的潛在威脅。
這些缺失並不特別令人驚訝。美國總統常常會說些“沒有任何東西，任何，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之類振振有詞的話，而不是談論我們的力量可能受到的限制。既然我們實際上不想與中國開戰，那麽避免將北京與莫斯科和德黑蘭混為一談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總統的言論和政策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拜登的演講中沒有提到的中國威脅在他的資金申請中也幾乎不存在：政府要求國會為烏克蘭撥款600多億美元，為以色列撥款140億美元，為印度太平洋地區撥款20億美元。同樣，總統的言論缺漏也會影響政治優先事項，至少在他自己的聯盟內部是這樣。如果在談論俄羅斯或伊朗的侵略的同時，你不說說我們為什麽需要擔心中國的力量，聽你說話的人可能會認為沒什麽可擔心的。
因此，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麽我對中國感到擔憂，以及為什麽我一直堅持認為，在太平洋地區實施遏制戰略應該是當務之急，即使其他威脅看起來更為緊迫。
先從地緣政治背景說起。把中國、伊朗和俄羅斯說成是一個試圖削弱美國實力的松散聯盟是有道理的，但三方的實力存在差異。只有中國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只有中國的技術和工業實力有望與我們匹敵，只有中國有能力在全球和地區範圍內投射力量。
此外，中國提供了某種連貫的意識形態方案，可以取代自由民主秩序。普京政權是對西方民主的拙劣模仿，而伊朗的神權政治與偽民主的混合沒有什麽廣泛的吸引力。但中國的一黨精英領導制度卻可以宣傳自己是民主資本主義的繼承者，是發展中世界的另一種模式——自習近平鞏固權力以來，這種宣傳也許不那麽有效，但仍有一定的可信度。
這些總體戰略現實顯然沒有實際侵略那麽具有威脅性。但與俄羅斯對烏克蘭或哈馬斯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相比，中國對台灣構成的威脅對美國實力的影響是不同的。無論烏克蘭沖突發生什麽，美國從未正式承諾為烏克蘭提供防務，俄羅斯也不可能在現實中擊敗北約。無論伊朗及其代理人會給中東帶來怎樣的苦難，他們都不會征服以色列，也不會把美國勢力趕出黎凡特。
但美國對保衛台灣的承諾更加堅定（無論在公開場合如何含糊其辭），而這一期望一直是我們在東亞的更大聯盟體系的背景。雖然六位專家可能會有六種不同的觀點，但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對於在不久的將來入侵台灣持開放態度，而美國可能會加入這樣的戰爭，並且徹底失敗。
中國問題上的鷹派傾向於認為，在台灣問題上輸掉一場戰爭將比我們在9·11後的慘敗糟糕得多，比讓普京永久控制頓巴斯和克裏米亞還要糟糕。你無法確切證明這一點，但我認為他們是對的：中國在東亞建立軍事優勢將是一個獨特的地緣政治沖擊，對美國聯盟體系的可行性、對地區戰爭和軍備競賽的可能性，以及對我們維持支撐國內繁榮的全球貿易體系的能力，都會產生可怕的影響。
而在國內，我最擔心的是這種失敗的影響。美國經歷過帝國戰爭的失敗——例如，在越南和阿富汗，我們在沒有投入全部力量的情況下進行擴張。但是我們沒有經歷過在直接戰鬥而不是遊擊戰當中，被一個強大的對手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者打敗。
無論你對我們目前的政治分歧有什麽樣的焦慮，無論你是擔心左翼令美國幻滅，還是擔心右翼令民主幻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樣的失敗似乎更有可能加速我們走向真正的內部危機。正因如此，即使在其他外國危機如火如荼的情況下，在東亞的崩潰仍然是美國應該竭盡全力避免的情況。
Ross Douthat自2009年在時報擔任觀點版面的專欄作者。他著有多本著作，最近的一本是《The Deep Places: A Memoir of Illness and Discovery》。
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