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對公司嚴苛的「清理整頓」之後，我曾多次感嘆在中國做事情的難。我想請人畫這樣一幅漫畫，一個人揮汗如雨，埋頭幹活；十個人評頭品足；一大群人圍觀；圈子外面，還有一個賊眉鼠眼的小人，拿著一封告狀信，上面貼了八分錢郵票……
1985年初，有人告我們的狀了。後來才知道，告狀的，不是什麼賊眉鼠眼的小人物，而是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署名是「科學院部分科研人員」，實際領頭的，是科學院聲學所的所長汪德昭。
汪德昭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水聲科學的奠基人。上世紀三十年代，他曾在法國巴黎大學朗之萬實驗室工作。1956年回國，1964年組建聲學所並出任首任所長。文革中受到衝擊。鄧小平在二十年代也曾在法國勤工儉學，或許是因為這種淵源，所以汪德昭給鄧小平寫信。1979年，聲學所得以恢復。
這一次，他又給鄧小平寫信。2009年，張福森主編了一本《中關村改革風雲紀事》，其中親歷其事的孟志元（該次清查組組長，北京市紀委副書記），在《對中關村四公司的調查》一文中，透露了這封告狀信的內容。我只列出其中關於四通的部分：
「小平同志，您好！
北京中關村地區開發技術公司林立，有的純屬倒賣、投機而牟取暴利。如：
1.四通公司，專門倒賣科學院所需儀器、器材及汽車等物品，一九八四年分紅利每人達萬元以上，總經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因此什麼物資（包括國內外）都能購進，都能倒賣。」
接下來被告的還有中科、科海、京海三個公司。首當其沖的是四通公司。
1985年3月2日，中央用「紅頭文件」轉發了這封告狀信。在批文中稱我們為「純屬倒賣、投機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組織」。也就是說，未經調查，中央已經給我們定性了。
韓鋼在本書的序言中說：「說來匪夷所思，告狀者是聲名顯赫的科學家，批狀者竟是倡導改革的領導人！歷史就是這樣復雜，從來不是直線演進……」
歷史的演進有時候也會有出其不意的結局。四通當年投資了一個子公司：四通利方。四通利方和美國華淵合夥，生了一個兒子叫新浪。所以從源頭上來說，新浪是四通的孫子公司。話說汪德昭也有一個孫子，叫汪延。2001年，他擔任新浪的CEO。也就是說，十六年後，汪德昭的孫子和四通的孫子成了一家親。
但當年，汪爺爺差點要了四爺爺的命。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兇險。先給妳們說兩個當年的實際案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武漢有一位工程師叫韓慶生，業餘兼職，救活了一家鄉鎮企業，拿了600元額外收入，結果被判受賄罪，坐牢300天。折合下來，每拿2元錢，就要坐1天牢。
韓慶生被認為是科技人員因為下海而坐牢的第一人。
在我們被告狀之前不久，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也被告了狀，1985年被判了刑。其實，胡石英是一位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人。當時著名的觀念開放的雜志《人才》和《醜小鴨》，就是他創辦的。胡石英後來搞了一個什麽函授。他在社會上集資，卻賬目不清，被人告了狀，結果在抄家時從床底下拖出幾麻袋錢來。最後以詐騙罪給判了一年零兩個月，實際關押了兩個月。
據說，這事是犯在胡耀邦手裏了，二胡也因此結怨。
而我們是犯在鄧小平手裏了，他可是有名的鋼鐵公司。當初我們把公司名字定為「四通」（STONE，石頭），說是可以成為改革過河時老鄧能摸得著的石頭。果不其然，我們讓小平同志摸到了，其結果是被定為「不法組織」，要被「清理整頓」。
中央的紅頭文件報送「小平、耀邦、紫陽、仲勳、啟立同志」。然後再批轉「錫銘、鶴壽、宋健同志」。這陣勢，這動靜，要比前面說的那兩件事情，大得多了。
1985年3月18日，李玉從外地出差回到北京，當晚接到一個電話。有人把從3月5日至3月12日，從鄧小平講話到中央和北京市各位大員的層層批示讀給她聽，一道比一道嚴厲。頓時，她意識到大禍臨頭了，感覺毛骨悚然，緊張得直打哆嗦。
據孟志元同志的文章，中央的批示是「由北京市委牽頭，中紀委、國家科委都參加，組成調查組對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認真調查，並對有關公司進行清理和整頓」。
根據中央領導的批示，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提出「北京市由市紀委牽頭，請市工商局、市審計局和市科委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並請中紀委和國家科委派人參加」。
最後，組成了十八人的聯合調查組，時任北京市紀委副書記的孟志元擔任組長，以清理整頓的名義，進駐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四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