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2023），這位在德國文壇享譽甚隆的小說家和劇作家於7月28日去世，享年96。將近百歲的作家橫跨兩個世紀，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和分裂又統一的德國，自然看盡風雲變化、世事滄桑。他是位勤奮多產的作家，著作等身，連在高齡階段都幾乎年年有新著。筆者於七十年代到德國，那時他已經成名，而我最早接觸的德國文學除了亨利希·伯爾（Heinrich Böll，1917～1985）之外就是他了。雖然他不是我鍾愛的作家，但是因早期讀到他的劇本《黑天鵝》（Der schwarze Schwan, 1964），對我的啟蒙甚多，因此想略為追憶一些閱讀經驗。
青少年時代在戰爭中渡過
瓦爾澤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是在波登湖畔渡過的，地處德國、瑞士、奧地利三國交界處的湖泊景緻、靜謐優美，他那本自傳體的小說《跳躍的噴泉》（Ein springender Brunnen，1998）紀錄了個人的整個成長過程（1932-1945），和那個動盪的時代，經濟危機造成的生活困境、納粹進入他的家鄉、初戀的沈迷、對音樂和文學的心動、投筆從戎和戰敗重返故鄉。記憶、親身經歷和思想的萌動摸索全都歷歷展現在讀者面前。不過要注意，這本自傳性的敘述是出自作者已經進入老年時段才出版的，其中的情感和思路是經過醞釀和過濾的，因此缺乏那種屬於青少年的青澀與衝動的生命力，而且那個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一段黑暗的甬道，作者運用了老練的文字技巧和精緻的反諷來呈現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
《黑天鵝》是「反思歷史」的文學
跟許多同齡的作家一樣，瓦爾澤寫作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對納粹罪行的反思，德文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這個詞可以譯為「反思歷史」，它在德國社會、文化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那段慘痛的歷史應了「家國不幸詩家幸」那句話，是作家、藝術家們取之不盡的源泉。瓦爾澤個人還抓住了那段歷史的尾巴，1944年他17歲時，曾被徵召入伍，到防空部隊當兵，旋即戰爭結束。戰後他補完高中後進入大學，並於1951年在杜賓根大學以卡夫卡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對於納粹惡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戰後在波蘭、德國、奧地利都進行了法庭審判。西德1962-65的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Frankfurter Auschwitzprozesse）是個政治和歷史的重頭戲，攪動了整個社會的良心。瓦爾澤的劇本《黑天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出來的。
青年Rudi要知道跟他同名的父親在納粹年代到底做了什麼。他偶然發現了一封舊信，是戰爭期間醫生Rudi寫給集中營，通知將有一批猶太人要送達。年輕人就把自己認同成了那個犯罪的醫生，同時要逼也名叫Rudi的父親「招供」罪行。他父親只好把他送進精神病院去。而醫院院長是跟父親一樣，曾經當過納粹的軍醫。在醫院中，年輕人跟他年幼時的女玩伴見面，他們兒時的家都靠近集中營，有一些共同的恐怖記憶。青年Rudi為四名病人編導了一場反映戰爭的短劇，描述一個納粹軍醫從戰場退下來，後來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他想藉此劇來刺激他父親和醫院院長，讓他們反思懺悔自己為納粹服務的罪行，但是沒有收到任何效果。Rudi始終把上一代的罪責轉移到自己身上，不斷折磨鞭打自己的靈魂，最後他終於自殺了，留下真正有歷史罪責的父輩沈浸在他們的痛苦之中。
戰爭罪責伴隨德國人的日常生活
如前所述，筆者七十年代初到德國，對於這些沈重的歷史知之甚少，語言也還不曾過關，但是在親戚家中看到這本書，就拿來閱讀。當時迷迷糊糊並未真的讀懂，隨著時間流逝，發覺這劇本的主題就發生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在我的生活裡。我故去的丈夫馬漢茂（Helmut Martin）出生於1940年，他父親先在法國服役，後來被調到蘇聯戰地，僥倖存活。戰後回到家中，對戰時經歷隻字不提。納粹開始清洗猶太人時，他母親還是中學生，曾經歷了猶太籍同學從校中被帶走，從此渺無音信。當孩子們問及父母當年的事情，他們都三緘其口，再追問就要大發脾氣，悻悻而終。在德國生活幾十年，直到今日，這段沈重的歷史還構成德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後來我曾重新閱讀那本《黑天鵝》，能夠真切地感覺到這種「反思歷史」的錐心之痛，對德國讀者來說，直面這種文學應當是一種療傷自癒的心靈洗滌。
瓦爾澤作品中的主人翁往往是生活中的失敗者，他們不是無法滿足別人對他們的要求，就是無法自我滿足個人的慾望和追求。內心的掙扎，自我拷問甚至自虐，這種主題重複出現在他的小說和劇作中。上述的青年Rudi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尖刻的「文壇教皇」
談到德國的文壇，那就一定不能略過那位辛辣尖刻、機敏博學的文學評論家馬塞爾·萊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1920-2013）。被譽稱為「文學教皇」的這位原籍波蘭猶太裔的文壇大佬是德語作家頭上的一把達摩劍，他主持電視節目「文學四重奏」（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數十年，在節目中，以萊希-拉尼基為首的四位評論家逐一評述上市的新書，誰的作品若被他美言幾句，那就是極為光耀之事，該書的銷路也會水漲船高。但這位老爺子向來挑剔刻薄，嘴不留情，被他調侃貶抑的作者和書籍多了去了。最最令作家們沮喪的是，進不了他的視線，連被罵的資格都沒有，那就太淒慘了。許多人對他表面敬畏有加，實則懷恨在心。
《批評家之死》讓他去死
瓦爾澤雖被萊希-拉尼基稱讚過，但是並不買帳，他於2002年出版了一本震撼文化界的驚人之作——《批評家之死》（Tod eines Kritikers）。這本書毫不遮掩，書中各個角色只差沒用真名，全都可以對號入座。在書中一位叫Michael Landolf的敘述者講述事情的發生：大嘴巴批評家André Ehrl-Königs在文學節目中，把名叫 Hans Lach的作家批評得體無完膚，結果呢，當天夜裡批評家似乎就被謀殺了。人們發現他的汽車停在雪地裡，他經常穿的一件黃色毛衣被扔在汽車的引擎上，就這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罪案成立了，被他批評的作家Lach就成了最大嫌疑犯，被投入監獄。這位被殺害的批評家當然就是萊希-拉尼基啦。André Ehrl-Königs這個名字是歌德那首家喻戶曉的詩歌「厄爾王」（也有譯為「魔王」Der Erlkönig）轉嫁而來。這位厄爾王弄死了那個由父親抱在懷裡, 於夜中乘馬急馳，不斷向父親求救的可憐孩子。這位吃人不吐骨頭的文評家之死，似乎能讓人洩憤，但是敘述者卻又噩夢連連，在夢中不斷地藏匿屍體，讀起來又恐怖又可笑。後來故事的敘述變成自言自語，敘述者和被懷疑的作家兇手竟是同一個人，故事終結時又回到原點。
作者有「反猶太主義」的傾向？
這本書在文化界當然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批評它有「反猶太主義」的傾向，其中音量最大的當然是「被謀殺」的真人萊希-拉尼基。這位文評大佬在多年之後都不原諒瓦爾澤，雖然後者給他寫了道歉信。早在1998年當瓦爾澤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 在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發表答謝詞時，他表示反對將「奧斯維辛工具化」，用這個恥辱的痛點來不斷地敲打德國人的神經。他說：「沒有哪個嚴肅的人會否認奧斯維辛；沒有一個神智清醒的人會不承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殘酷；但當媒體每天都向我嘮叨這段過往時，我內心會開始抵制這種持續不斷提醒我的恥辱。」這些話自然是極為「政治不正確」的。從此他就落下了「反猶太主義」的「病根」，經常被人冠上這種罪名，至死方休。筆者常看萊希-拉尼基的「文學四重奏」電視節目，所以前些年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來讀這本書的，想知道作者如何讓這刻薄的文評家去死，讀的時候往往莞爾一笑，覺得這本小說太過於德國味，雖然也表現了一些細緻而複雜的愛恨情仇，和文壇上的人性糾葛，語言也頗幽默，但也不過如此了，就像錢鍾書當年寫的短篇集《人獸鬼》裏面，批評當時中國文壇一些大佬如林語堂等人一樣，讀著很痛快，讓人遐想連篇，猜測他譏諷的是哪些名人，但是兩本書畢竟達不到世界文學的高度。
《戀愛中的男人》談老齡男人的靈與肉
還有一個主題是瓦爾澤隨著自己的高齡而經常思考，並且在他的文學中出現的，是一個人的老去，特別是「老男人」的心態。2008年出版的《戀愛中的男人》（Ein liebender Mann）和2016年的《死亡中的男人》（Ein sterbender Mann）都是圍繞這個主題。筆者想就前者來談談，因為一個年老的男作者來寫另一位老年男人的愛情，那應該是有故事的。的確如此，《戀愛中的男人》的主角就是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小說寫的是一段確有其事的不對稱戀情。73歲的歌德愛上了19歲的烏莉克（Ulrike von Levetzow）。以《浮士德》名震文壇的老鰥夫歌德在馬利安巴德市邂逅了小女子，四目交織，石光電閃，火花四濺（他的感覺）。開始交談，有名有勢的老男人頭上依舊有光環，她被迷惑了，歌德式的接吻自非尋常，他說「那不是嘴和唇的接觸，而是靈魂的摩擦」！他忘了自己年過七旬。兩人在幽深濕潤的林間小道漫步，很浪漫吧，可是他一不留神摔了個四腳朝天，煞風景；在化裝舞會上老傢伙著裝「少年維特」，以為自己青春煥發，結果又扭了腰, 尷尬吧。作者瓦爾澤似乎把自己變成了書中主人翁歌德，感同身受。這本書的文字和感情竟然十分細膩，那隔在一老一少之間的54年差距，似乎也被溫柔的筆觸矇混過去，有時給人霧裡看花的朦朧美感。老年人也有愛的權利，這是不爭的事實，老年人對愛情/情慾的渴望，和內心的自卑和恐懼，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這個有點難以啟齒的靈、肉議題，在這本小說中表達得十分清晰，可以說瓦爾澤是誠實而勇敢的。寫到這裡，筆者不禁要問，哪天一個身負盛名的女作家也來寫一部老女人和「少年維特」的愛情故事，不知我們高舉「男女平權」的社會能承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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