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毛星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毛粉毛星火起訴莫言一事鬧得沸沸揚揚。毛星火的論據主要來自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家族》，他認為莫言的小說「涉嫌污衊英烈」、「涉嫌美化日本侵略者」，應當予以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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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星火原名吳萬爭，因為崇拜毛，改毛姓，且以毛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名。他是一名頗有戰鬥力的紅衛兵，但這次卻是大水沖倒龍王廟，自家人打了自家人。毛星火大概忘了一個重要事實：莫言跟他一樣，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擁有比他更老資格的毛粉的光榮履歷。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莫言為當時在重慶掀起「唱紅打黑」運動、欲以此問鼎中樞的薄熙來背書，寫了一首<打油詩贈重慶文友>：「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跪舔腳丫，醜態百出。薄熙來倒台後，莫言再也不好意思公開展示這首詩，也沒有將其收入文集。
二零一二年四月，莫言在接受英國文學雜誌《格蘭塔》訪問時說，中國的言論審查有利於創作。他還在另外一場場合，用機場安檢措施來形容言論審查的必要性，但又自相矛盾地宣示：「我們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莫言與前文化部長王蒙、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等一百名中國作家公開表演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的這篇講話是中共當局七十年來扼殺創作自由的綱領性文件，當年直接導致對異見作家王實味的殘殺和對數以千計身在延安的知識分子的殘酷迫害；一九四九年之後，更成為鉗制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金科玉律。此事引發巨大爭議，莫言卻強硬地表示，毛的《講話》在當時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
莫言被錯誤地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之際，我參與了數百名異議作家和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的一封抗議信的簽名，並參與對這封信的修訂。這封信指出，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頒獎給莫言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褻瀆，因為頒獎給作為中共黨員和官方作協副主席的莫言這樣一個身上充滿紅色基因、讚美中共體制、摒棄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是對中國民間社會的侮辱和對人權和自由價值的背離、對勇氣和良知的詛咒。
我在這封信中特別增加了一段對莫言作品的評估：僅以文學本身而論，莫言的文學成就有限，他的語言粗糙、浮華、冗長，遠非一流作家的洗練、簡潔、傳神，他對當代漢語並沒有作出創造性貢獻。他的小說創作手法照搬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本土的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並未水乳交融。他在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思想與價值立場，並不符合諾貝爾文學獎強調的理想主義趨向。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損害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公信力，玷污了該獎創始人諾貝爾的榮譽。
這封信在最後表示：「將值得世人尊敬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這樣一位與極權主義一起作惡的奴才，我們甚至不得不懷疑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是否與中共當局存在私下交易。因此，我們對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授予莫言二零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表示強烈譴責與抗議，我們同時要求取消授予莫言二零一二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從來都假裝劉曉波不存在，如中國網友所言，莫言得獎，「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可能會遭遇自從評獎的一百一十二年以來之超級大笑話，即第一位面對採訪不敢誠實地說出自己國家早已有人獲諾貝爾獎並公佈其名字的事實。」頗為諷刺的是，莫言對劉曉波的受難熟視無睹，卻沒有料到，努力將自己染紅之後，他在戰狼眼中仍然是一個不夠革命的壞人。
法西斯主義作家劉慈欣遭遇網路霸凌，是因為他不夠法西斯
近期遭遇同樣命運的還有科幻小說家劉慈欣。根據劉慈欣原著改編的網飛科幻影集《三體》上線後引爆全球輿論熱議。中國國內可以觀看的版本經過刪節，但有翻墻到海外看到完整版的小粉紅成群結隊地痛斥該劇「嚴重辱華」、「害中國人丟臉」、「抹黑中國」。戰狼們進而指責劉慈欣寫作《三體》時「故意無視彼時祖國的嶄新面貌，非要把作品時間設定在那十年（即文革）」。批判之後，他們還號召發動集體抵制與「刷負評」行動。
在劇中，紅衛兵批鬥大學教授葉哲泰時，痛斥「愛因斯坦有奶便是娘，去給美國人造原子彈」；許多小粉紅對於劉慈欣將小說版權賣給美國的編導，也大罵「劉慈欣欣有奶便是娘，居然將改編版權賣給美國人」。
劉慈欣的作品中，對極權體制的讚美、推崇毫不掩飾，認為唯有專制極權才會讓人類擁有充足的競爭力與戰鬥力，才能保護地球文明。（圖片摘自百度百科）
劇集中有一段讓小粉紅感到十分不快的情節：文革中，紅衛兵批鬥知識分子，場景野蠻而殘暴。這不符合習近平時代教科書對文革的描述：二零一八年版教育部組織編寫的中學歷史課本中，將此前「文化大革命」一章撤銷，合併為一個專題列入《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這一章之內，並刪除舊版教科書中「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中的「錯誤」二字和「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表述。該版課文指文革「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新中國成立後最嚴重的挫折」，但「它的發動，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並帶有辯護意味地稱，「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很短，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彎路。」作為文革受害者的習近平企圖重搞文革的野心亦昭然若揭。
該教科書出爐後，遭到民眾強烈反對，二零二零年版又悄然縮回鄧小平時代中共通過的《歷史決議》的論調上，在課文重點提示「學習聚焦」部門特別註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
文革爆發時，劉慈欣只有三歲；文革結束時，他已十六歲，其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文革時期度過的。儘管他算是文革的遲到者，沒有當上打打殺殺的紅衛兵，但文革意識形態在其身上打上深刻烙印。任教加拿大的台灣學者沈榮欽指出，長期在國營事業工作的劉慈欣，其敘事核心充斥對「社會叢林法則」的追捧之情，與中共所崇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強烈共鳴。在中國發展「兩彈一星」之後受教育的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劉慈欣的作品中，對極權體制的讚美、推崇毫不掩飾，認為唯有專制極權才會讓人類擁有充足的競爭力與戰鬥力，才能保護地球文明。反之，除專制極權外的任何制度，都只會使人低效且渙散，無以完成偉大、崇高的使命。習近平反覆強調恢復昔日革命精神，要將國企做強做大，除了召喚昔日毛澤東主義的幽靈之外，也是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想法的延伸。
在劉慈欣和上海大學教授江曉原的一次對談中，江曉原提出，如果非得吃人才能活下去，他不會吃人，因為「我們吃了他就失去人性」。劉慈欣則表示，他是科學技術至上的理性主義者，會毫不猶豫地吃人以求活下去，因為沒有人，何來人性？
二零一九年，劉慈欣接受《紐約客》專訪，被問到對於中共在新彊作為的看法時，表示「是為了幫助他們提升經濟發展，讓他們有機會擺脫貧窮」——他認為中共營造關押百萬人的集中營乃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他的作品裡，從來沒有同情、慈愛等價值的存身之地，芸芸眾生卑賤如螞蟻。
這種思想，始於近代思想家嚴復錯誤地翻譯《天演論》。蘇聯十月革命之後，強調絕對理性、將人物化和工具化的馬列主義風靡中國，然後納粹德國模式成為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樣板，中國遂一路向極權暴政的方向奪命狂奔。
如今，明明是法西斯吹鼓手的劉慈欣，遭受了跟莫言一樣被更紅的戰狼追殺的命運，他們的境遇絲毫不值得同情，他們只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恰到好處而已。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