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浦志強寫的北京街頭景象，很是感慨。
「朝陽門上有安排了民兵執守，烈日當頭，他倆滿頭大汗，辛苦備嘗；主街兩旁，每隔兩百米，蹲著一兩位六旬左右的老大姐，她們臂戴袖章，曰『東城治安志願者』；幾座過街橋，欄桿上斜插小旗迎風招展，曰『東城守望號』。」
我有十幾年與北京城的特色之一「紅袖箍」失之交臂，因為他們一出現在北京大街小巷，我早已被帶到外地了，等我回到北京，他們已經完成守護北京的光榮任務，摘下紅袖箍了。
記得社區到處是紅袖箍遊蕩，還是十八大。我出門遛狗，遇到後樓一個聾啞人，他是住在政協宿舍的老鄰居，父輩是特赦的國民黨戰犯。他竟然也戴著紅袖箍，我驚訝地指了指他的胳膊，他苦笑著給我比劃了一陣手勢。
走過小花園，竟然看見菜攤買菜的也戴著紅袖箍。剛拐過彎，看見一個騎著自行車，手拿鐵鉤子的撿破爛的小夥子，竟然也戴著紅袖箍。他的車騎得飛快，對來往行人視若無人，直奔的目標，就是垃圾桶。放了一路狗，見了一路紅袖箍，多是白髮老人，幾個一組，保護著社區，捍衛著十八大。
疫情期間，不能去外地，北京城裡出現紅袖箍，我已經被帶到遠郊的度假村。二十大前三天，北京四通橋發生彭立發事件，我們所在的懷柔，村村路口都是紅袖箍，但是不是保衛大會的，是防止疫情進村的。帶我避會的三個人什麼都不知道，幾天之後才緊張起來。二十大結束，還不讓我們返京，不僅我，警察也向國保催問。等允許我們返京，沿途立交橋上都有崗哨，但是紅袖箍們，已經完成任務，領到大米、食用油回家了。
這次重大國際會議期間，能留在北京看一看紅袖箍的場面，是我爭取來的。派出所副所長28日苦口婆心勸我出去旅遊，說封我的寬帶、手機和座機，他們不知道；讓我29日就出去旅遊，10天之後才能回來，也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我只想問一問26日斷我寬帶、手機、座機，29日讓我離京，的決策者，這是不是你學習三中全會《決定》，「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長期執政能力」的體現？
中非高峰論壇之後，95年大慶就將到來，我會繼續捍衛我的人身權利，不恢復我的正常通訊，我一定要抗爭到底。
另外基層民警、國保也不是決策者的奴才，迫害我，也給他們的工作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難和麻煩。這絕不是「執政能力的現代化」，而是野蠻、無人性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