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10月13日，一名抗議者在北京四通橋上拉橫幅並播放抗議口號，公開批評習近平。這被視為“六四”後再現的一次重大中國民間抗爭，更啟發了後來的白紙運動。今年也是六四事件35周年和香港反送中運動5周年。中國作家野夫剛剛出版了政治小說《孤島》和散文《故交半零落》，細數自“反右”以來20餘起標誌性的中國民間抗議事件和代表人物。 野夫說，在中共建政75周年之際，他希望用文字保存這些珍貴歷史，並告訴讀者，即使在最高壓的時代，不絕如縷的民間反抗仍然存在。
《孤島》《故交半零落》緣起新冠疫情
野夫的政治小說《孤島》借由半自傳的虛構故事記錄了中國人的反抗歷史和當中的領頭人物。野夫告訴美國之音《縱深視角》，2019年，他通過武大校友獲悉在武漢爆發了嚴重的病毒傳播，他立即決定在封城前三天到泰國清邁躲避。在泰國期間，他準備通過日記的形式記錄這一災難事件，而這部日記逐漸演變成為《孤島》。
《孤島》逐漸成型和疫情肆虐的同時，野夫在中國的老朋友們，包括張思之律師先後逝去。於是，在寫《孤島》之餘，野夫同時寫悼念文章，這就催生了《故交半零落》。他告訴美國之音，他意識到中國有一個比武漢的病毒還要大的非醫學意義上的病毒，也就是中共帝國。他要用《孤島》來紀錄中共遮蔽的血腥以及數十年來接連不斷的民間反抗事件。
在海外日益壯大的中國流亡活動家和作家群體中，美學家高爾泰《尋找家園》的創作經歷類似野夫的《孤島》。居住德國的中國作家廖亦武說，《尋找家園》可被視為歷史作品。美國的中國通張彥 (Ian Johnson)在《紐約客》的文章中引述了高爾泰對中共的描述：“自1949年以來，中國本質上沒有改變…根本的現實是，中國共產黨依靠謊言和暴力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
記錄標誌性的中國民間反抗事件
野夫梳理出約20個標誌性事件組成的民間反抗事件大綱。這些事件包括反右-“文革”高中生的思考和反抗- 西單墻運動-《青年論壇》-八六學潮- 八九學潮- “黃雀行動”- “天安門母親運動”- 中國民主黨– 天涯社區等發起的網絡啟蒙運動-高爾泰、章詒和為代表的民間修史寫作運動- 獨立中文筆會- 零八憲章- 公民運動- 幫助政治犯妻兒的“送飯黨運動”- 王怡為代表的家庭教會-709律師大聯盟以及白紙運動。野夫表示所列舉的內容都是自己所熟知的，多數參與者都是朋友。
在這些事件中，除了民間修史運動以外，大部分為海外輿論所熟悉。不過，野夫告訴美國之音，“這些事情在中國其實並不被大多數的人民知道，只在我們小圈子裏面大家能夠如數家珍，這是多麽可悲啊！”
他認為導致這一結果的關鍵原因是中共“抹殺遮蔽的能力確實有效”。他指出，一些年輕人連“六四”都不知道，《青年論壇》被遺忘了。從而“使得中國人的記憶就像魚的記憶一樣只有幾秒。”他擔心即使有一天幸福從天而降，中國人可能都不知道其中有許多犧牲者的默默奉獻。
中國當局對野夫筆下的民間反抗事件有完全不同的定性。北大教授錢理群指出，《青年論壇》最後被禁，罪名是“鼓吹自由化”。曾經是《青年論壇》北京記者站記者的高伐林補充說，當局對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在《青年論壇》發表的《為自由鳴炮》，和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尤為不滿。
關於八六學潮，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吳偉說，鄧小平等黨內元老認為八六學潮是“壞人猖狂”，背後的後台是胡耀邦。在中國民主黨領袖之一陳樹慶的判決書中，當局將中國民主黨認定為顛覆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非法組織。2022年白紙運動則被中共政法委視為“敵對勢力的滲透和破壞活動”，有必要依法打擊。
對《青年論壇》的褒獎和對“六四”的理性批判
在他所列舉的民間反抗事件中，野夫高度推崇1984年初在武漢出版的《青年論壇》。他認為這本雜誌的撰稿人“就是那個時候的時代英雄”，這本雜誌發表的文章“就是那個時代的中流砥柱思想”。 他告訴美國之音，有三本雜誌影響了他的一生，就是“《讀書》給我們了新知識、《青年論壇》給了我們新思想、《這一代》（1979年11月創刊，只出版了一期就被勒令關閉。）給了我們新文學”。
野夫對“文革”中出現的高中生反抗者群體代表如楊小凱、遇羅克、牟其中、徐友漁、胡平、朱嘉明有很高的評價，肯定他們對中國的未來和反思共產主義道路有“很深的思考”。“六四”之後的“黃雀行動”則是 “很牛的一場反抗”。如火如荼的網絡啟蒙運動催生了當今中文世界的著名作者。另外，民間修史運動則還原了“中共建政以來從‘反右’到‘文革’的所有悲劇”。
野夫也是極具爭議的“兩個文革”觀點的支持者。“兩個文革”認為“文革”既是上層權力鬥爭，也是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野夫說，“文革”中的造反派中很多是借毛澤東的號召發起的一場對體制的挑戰，把怒火傾瀉在共產黨的基層代言人身上。“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也有類似看法。他說，“造反派”中既有極端的毛主義左派，還有以造反為名，實際上要挑戰共產黨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右派。
文革研究專家徐友漁說：“‘兩個文革’說可能是‘文革’研究中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學說，是吸引討論、研究、爭論的人數最多，觀點最多，爭論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長期的一個學說。”
不過，對於“六四”的看法，野夫卻是個“理性批判”者。他認為，冷靜回顧“六四”這段歷史，“我永遠認為學生運動沒錯”、“死難者都是偉大的人”。但從分析它為什麽失敗，反思“六四”這個角度看，他認為 “’六四’是一場盲目的毫無準備的革命”。1989年的“六四”運動受到世界關注，天安門上的坦克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今年 “六四”35周年時，美國國會議員舉行了紀念活動，批評中共血腥鎮壓人民和自由。“六四”學生領袖王丹批評中共與自由民主為敵。也是六四參加者的現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鋒鎖指出，“六四”學運表現出的理想主義是歷次學運中少有的。
為何中共控制集會媒體仍無法壓制反抗運動？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中心的寇健文研究中共極權體制下大規模反抗運動，以及在中共完全控制集會和傳播的前提下，這些抗議為何能夠發生。他認為結構因素和催化因素導致了大規模反抗。前者是指造成、累積與凝聚社會上各種不滿現狀的各種因素，後者指將不滿轉化為反體制行動的事件，這些事件可能是非政治性偶發事件，共產黨不容易防患於未然。
與寇健文的看法不同，野夫在專訪中認為這種接連不斷的民間反抗來自傳統，是自春秋戰國遊俠子弟《刺客列傳》英雄人格的傳承。他認同魯迅的看法，即中國人的民族性是二重的，既有魯迅批判的奴性卑怯的成分，也有他肯定的民族的脊梁，中國人的脊梁。
在專訪的結尾，野夫就美國之音記者提出中國民間反抗的“三重困境”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三重困境”指的是個人幸福、國家命運和強大的中共帝國，這三者的關係應當如何處理。野夫自我質疑，面對中共這個精心設計的龐然大物，而個人的生命在歷史上又是微不足道，“這種抗爭有意義嗎？”這是“困擾了我們一代人的問題”。
野夫最後用一種文學的方式回答。他表示自己深受法國小說家加繆的影響：人是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不甘於現狀，不安於命運安排的一種生物，“我們不反抗，永世為奴”。而他自己則是用文學記錄歷史的方式，作為他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