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歐洲之聲、香港議會(籌備)等,於2024年11月4-6日在Glasgow舉辦「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下面是田牧的發言)
倫敦科斯塔·伊凡傑羅總主教(Archbishop Dr. Abraham Costakis Evangelou MBE)在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上的演講,提到世人對國際刑警了解不多,屬「視野盲點信息」,這也點醒了我,我就從這里開始我的發言。
一、「紅色通緝令」在中國是怎麽產生的?
「紅色通緝令」,初聞其名,世人的意識很自然地聯想到公正、莊重、威嚴、震懾等,問題是我們在理解「紅色通緝令」時忽視了客觀事實。我現在明白這就是自己的一個「視野盲點」。已知的信息是:由會員國國家中央局向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提出紅色通報申請,專家們也解釋了,通常經過相關程序,秘書處便會發布「紅通」,這一過程中被「卡下」、抑或被「停止」執行,微乎其微、難上加難。
一位曾經是體制內的朋友、且自己所聞所見所經歷的事實,揭示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問題出在「會員國國家中央局向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提出申請」的這一環節。中國的一個縣地級司法機構,就有權力提出「紅色通緝」申請,中國法治極為不健全,可以這麽說,上級官員為了打壓一個人、懲治異議人士、鎮壓香港維吾爾等自由民主人士、甚至於出自私人積怨等原因,領導安排一次約談,陰謀陷害者的一筆賄賂,甚至於是一次宴請密約等,一張「紅色通緝」申請就這樣產生了,上報國家中央局與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只是程序而已。
專家指出:在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濫用「紅色通緝令」極為普遍。為了懲戒異議人士、政治犯等,他們均以追緝經濟領域刑事犯為名,實施全球跨境緝捕。因此,令世人嚴肅思考另一個嚴峻問題:為什麽中國經濟罪犯特別多?幾乎成千上萬的罪犯逃亡海外,一言以蔽之,這就是中國制度性的嚴重缺陷與惡果,中共始終歧視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外的思想、行為與價值,所以中共制度、中共統治才是亂源之首。
二、質詢國際刑警組織:為何拋棄民主台灣?
當倫敦大主教說:「國際刑警組織所承擔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公正崇高目標」時,我即刻想起了台灣,想起了台灣人,國際刑警組織有什麽理由將台灣排除在外?
國際刑警組織有196個成員國,均設有國家中央局。說幾個數據作為比較與鑒別:全球國家按人口數排名,台灣排在第57位,倘若按照2023年GDP排名,台灣排在23位。或者以歐盟27國為例,超過台灣人口數的國家,只有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 5國。在此數據面前,我們如何理解:「國際刑警組織所承擔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公正崇高目標」?
所以舉辦這樣的研討會,提出台灣問題、台灣的缺席、台灣被嚴重歧視排除在外很有必要,全世界都為台灣鳴不平。
國際刑警組織不僅體現在「懲罰性」一面,同樣具備維護地區社會安全利益、及財產安全隱患的問題,這同樣涉及到台灣偌大的社會群體與安全,難道台灣人就不屬於人類社會嗎?難道國際刑警組織就沒有公平與人道意識?就沒有一個周詳程序和規則,能將台灣也規劃與重新納入國際刑警組織中?
三、譴責與抵制中共濫用國際刑警權力的鬥爭還將持續
在格拉斯哥我第二次參加了針對國際刑警組織被中共濫用「紅通」司法權的抗議活動。
最早開啟這一國際領域的鬥爭與挑戰,是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由於2016年中國的前國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當上國際刑警組織的主席,次年2017年4月4日魏京生、黃慈萍抵達巴黎召開記者會,表示抗議孟的就任。後來魏京生、黃慈萍二位來到德國,和一些德國朋友一起到德國的國際刑警中心部去遞交抗議書,並舉旗抗議(上圖)。其實這是危險的舉動,因為魏京生在紅色通緝令上也榜上有名,他有可能被國際刑警逮捕,並遣返中國。
2017年5月他們在法國里昂向國際刑警組織抗議並呼籲對話,卻遭遇了國際刑警組織的置之不理。2017年7月,魏京生組團赴德國維斯巴登國際刑警德國中央局,時任國際刑警秘書長的是德國國際刑警局長尤根•施陶克(Jürgen Stock),我也參加了這次活動。參加示威抗議者有十幾人,我們呼籲國際刑警組織勿做專制政府的幫兇。德國國際刑警組織派出一負責人到活動現場與抗議者談話,魏京生將批評與抗議性的文件遞交給該負責人,委托他轉交尤根•施陶克秘書長。
今次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匯聚格拉斯哥,來自中國、西藏、新疆、南蒙古、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們共聚一堂,齊心合力反對「國際刑警」組織成為中國政府濫用與鎮壓異己的工具,並在國際刑警組織92屆會議中心前舉行示威抗議活動,正式開啟了這一領域的國際規模鬥爭,這就是進步,就是發展,定將一直持續下去。
《銳傳媒》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