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究柢，德國經濟的挑戰是出於對製造業的嚴重依賴。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馬蒙迪爾（Ulrike Malmendier）、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資深經濟學家 克勒格（Thilo Kroeger）＆ 祖柏（Christopher Zuber）
德國擔任歐洲經濟引擎的地位岌岌可危。自2019年以來，德國經濟成長一直欲振乏力，這是結構性挑戰的深遠影響：人口老化、勞動力市場緊張、生產力成長下降，以及前所未有的政策不確定性。
除了這些挑戰之外，德國在教育和基礎設施上的公共投資不足，甚至無法維持現有的資本存量。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GCEE）預測，接下來到2030年之前，每年潛在產出成長率平均僅0.3%，約2010年代平均成長率的四分之一。在德國2月23日舉行提前大選之前，民調顯示，選民最關心的議題首推經濟。
雖然國內外情勢的變化都造就了德國當前委靡不振，但最主要因素是拖累經濟的長期趨勢。如果公、私營部門再不採取大膽、協調的行動，德國可能面臨長期的經濟停滯和競爭力持續下滑，並再次成為《經濟學人》25年前所稱的「歐洲病夫」。
德國經濟情勢為何變得如此嚴峻？在整個2010年代，德國經濟一直是穩定和成長的燈塔。強大的工業基礎和極具競爭力的出口產業，為經濟韌性奠定堅實的基礎，讓德國甚至能從新冠疫情的衝擊中迅速復甦。
那麼，到底哪裡變了？追根究柢，德國經濟的挑戰是出於對製造業的嚴重依賴。儘管過去數十年來，全球製造業的地位逐漸低落，許多已開發經濟體紛紛轉向服務業和科技型成長，但德國卻未能迅速適應這些轉變。結果是，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貿易模式轉變和供應鏈脆弱化，導致德國出口型成長模式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而曾為德國經濟支柱的製造業現已變成是負擔。
過去這種經濟模式長期以來表現優異，因此德國不願意徹底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製造業是成長的主要動力，中等科技產業因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進口需求高漲而受益匪淺。但德國企業如今在自己曾經主導的市場，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在此同時，因高科技和服務業發展緩慢，導致德國落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之後，在其他知識密集型產業中的地位也受到影響。
成長的障礙
近期令人擔憂的原因是政策不確定性加劇，決策者猶豫不決更讓情況雪上加霜。改革延宕和策略不明確導致企業和金融參與者感到困惑，可能導致私人投資熱情大減，並阻礙德國適應新經濟現實的能力。德國工商會（DIHK）一項調查顯示，政策不確定性是企業領袖最擔心的問題之一，與勞動成本以及能源、原物料價格並列（見圖1）。
德國商界領袖越來越擔心勞動成本和勞工短缺的問題，這並不難理解。德國勞動成本位居全球最高之列，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持續短缺；這也削弱了德國在勞力密集和價格敏感型產業的競爭力。生產力成長緩慢加上薪資上漲，進一步推升勞動成本。因此，如圖2所示，相較於法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其他主要經濟體而言，德國單位勞動成本越來越高，從而削弱競爭優勢。
德國勞動成本問題持續惡化。
令人沮喪的是，按人口趨勢看來，這些發展基本上都是可以預測的。德國因人口老化而導致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過去數十年來早已廣為人知，但政府卻鮮少採取可以減輕衝擊的措施。
更糟的是，在接下來的15年內，隨著更多嬰兒潮世代達到退休年齡，德國人口老化預計將會加速。預測顯示，從2000年至2035年間，老年撫養比（65歲或以上人口，相較於20-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達到幾乎翻倍的程度。在2022年，德國每名65歲或以上老人，可依賴約3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到2040年，由於出生率持續低落、預期壽命不斷延長，導致人口結構重組，該數字將下降至僅為2。
年長勞工的勞動力參與率明顯較低、工作時間也較少，導致可用的勞動力進一步縮減。德國甚至落居於具相似人口結構的國家之後，尤其是在50歲以上勞工方面。在50-74歲人口當中，德國勞動力參與率為56.7%，而挪威為58%，瑞典為59%，日本和紐西蘭均超過60%。這種差異主要是因為德國的公共退休金制度，允許部分民眾在63歲退休，創造出提早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強大誘因。經濟停滯也導致問題更加嚴重，因為面臨財務壓力的公司，往往會以解僱年長員工做為因應之道。
正如DIHK的調查顯示，能源和原料成本高昂是在德國經商的另一大障礙。德國能源價格（尤其是電力和天然氣）位居歐洲最高之列，且明顯高於其他地區，這對於化學、鋼鐵等能源密集產業構成嚴峻挑戰。
儘管能源價格在2022年達到歷史新高之後已有所緩解，但德國工業用戶的電力和天然氣價格仍高出歐洲和全球平均水準。2024年上半年，德國能源密集型企業每千瓦小時電費約為0.25歐元（0.26美元），遠高出每千瓦小時0.22歐元的歐盟平均水準。
天然氣價格也呈現類似的走勢，因為德國以全球市場價格進口液化天然氣，取代較便宜的俄羅斯天然氣。成本高漲侵蝕了德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促使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價格較便宜的地區。
能源價格居高不下，不只打擊現有產業，也會阻礙新興產業的發展。舉例來說，隨著人工智慧（AI）科技快速發展，對資料中心的需求預計將會激增。但只要德國電價仍高於歐盟平均水準，AI公司和其他企業就會繼續在他處尋求更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振興的機會
德國如何才能擺脫當前的困境？顯然可以從縮小與美國的生產力差距著手。這種差距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過去20年間，美國的生產力成長率平均每年比德國高出一個百分點。
近年來，隨著美國在AI、數位基礎設施和高價值服務等領域取得長足進步，生產力差距進一步擴大。2024年，僅兩成德國企業使用AI。長期以來被視為德國經濟支柱的中小企業（即德文裡頗具盛名的Mittelstand），因資金和科技障礙而進一步落後。
儘管政府計畫如「網路安全創新局」（Agency for Innovation in Cybersecurity）等，試圖加速德國的科技轉型，但就「數位經濟和社會指數」（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而言，德國大部分數位基礎設施指標仍然落後於歐盟平均水準。寬頻覆蓋率仍然很有限，特別是農村地區；而數位化和訓練方面的投資也不足。
縮小這個差距可以成為德國的重大契機，因為AI和數位基礎設施有助於提高生產力並恢復競爭力。為了促進未來成長，德國企業和政策制定者必須將關注焦點從化學和汽車製造等傳統產業，轉向生物科學等新興產業。除了擴大寬頻覆蓋率之外，有針對性的支援（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對於促進採納AI和其他先進科技也是至關重要。
公共服務的數位化也應該成為重中之重。建立標準化的政府平台可以簡化官僚程序，例如建立德國16個邦的統一商業登記系統，不僅能使家庭和企業都受益，也能增強投資誘因。這也適用於再生能源專案申請和規劃程序的數位化方面。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德國有可能在全球科技和經濟領袖的競爭中失利。
歐實納（Christian Ochsner）和施瓦茨（Milena Schwarz）對本評論亦有貢獻。
轉載自《上報》馬蒙迪爾（Ulrike Malmendier）是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成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金融與經濟學教授。克勒格（Thilo Kroeger）是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資深經濟學家、哥本哈根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祖柏（Christopher Zuber）是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資深經濟學家。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