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領導者心目中都有追尋的典範，川普的典範是鍍金時代的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屢次以「偉大的總統」讚揚麥金利。麥金利於1897年擔任美國總統，在1901年遭到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身亡，由副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接任。
對川普而言，麥金利代表著鍍金時代中他所嚮往一切的美德：領土擴張、美國經濟高度成長、利用高關稅保護美國製造業與工人，讓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強國，並且產生史無前例的全球最富有商人，這些都是川普所嚮往偉大美國的特徵。
從淘金熱、《宅地法》到橫貫大陸的鐵路開通，美國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從1870年開始人口調查，經歷四次調查之後，發現密蘇里河以西的非印地安人只有200萬人，到了1890年已經超過1000萬人，人口普查局於是在1890年宣告「邊疆消逝」，美國再無未開墾蠻荒之地，正式為西部擴張劃下句點。
今天的人或許無法想像「邊疆消逝」對美國人的衝擊。知識份子與政客對於美國已經不存在尚未開墾的土地擔憂不已，其中最著名的是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邊疆假說」（Frontier Thesis），認為開墾未受文明污染的土地，是引領美國建國百年來快速成長與發展的動力，是美國的民主、個人主義、實用性與自由性的泉源，美國將喪失生活的再生力量，國家的個性也將隨之消逝，美國將何去何從令人憂心。
「邊疆消逝」指得不僅是美國開發西部的終結，更像是一個全球擴張時代的結束。邊疆消逝之前，美國向西，俄羅斯向東，歐洲列強則向南，前往亞非殖民地擴張。但是「到了世紀終結時，一切看似結束。印第安國度只剩下一小搓地，非洲遭到瓜分，甚至有些位於極南之境的太平洋島嶼，也豎起遙遠政府的旗幟。此外還有拉丁美洲、中東與中國，被勢力範圍與商業控制區分治，很難看見未來還能往哪裡擴張。」
同樣在1890年馬漢（Thayer Mahan）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他主張國家財富來自海洋貿易，船隻需要港口、煤炭補充站點、倉庫、中途停休站，以及海軍保護，這意味著需要海外基地。
馬漢的著作受到各國重視，老羅斯福尤其是本書的狂熱粉絲，將之視為邊疆消逝後，美國重要的國家發展指導。邊疆的消逝與海權的興起，令他相信戰爭無法避免，因此在1897年宣稱的「我將歡迎任何形式的戰爭，因為我認為這個國家需要戰爭」，便是由此而來。
美國因此開展首見的帝國主義時代。和當代史學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主張美國即帝國不同，美國無論如何強大，多數美國人從不認為美國是帝國，因為即使戰勝，也對其他國家的領土沒有野心。多數時間也許如此，不國專攻美國史的西北大學教授因莫瓦爾（Daniel Immerwahr）認為，美國歷史上唯一可稱得上帝國主義時期，正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時期。
麥金利總統於1898年向日漸衰落的西班牙發動美西戰爭，並取得勝利，從西班牙手中獲取波多黎各、關島與菲律賓等海外殖民地，還控制了古巴一段時期。接著又併吞獨立的夏威夷共和國，使其成為美國領土。
在古巴對西班牙開戰主要是當時助海軍部長老羅斯福的意見，他一直對開戰躍躍欲試，趁海軍部長隆恩（John Long）請假去看整骨師時做好戰備，最後連總統麥金利都不得不同意開戰。國會擔心失控，於是決議可以對西班牙開戰，但不得佔領古巴，這是美國戰爭西班牙後，以軍政府統治古巴，卻未兼併為美國領土的原因。
川普之所以對麥金利擔任總統期間情有獨鍾，並不只是像很多評論者所說的，僅出自對麥金利關稅與美國財富的興趣，還包括領土擴張，這也在川普表示對格陵蘭、加拿大和巴拿馬運河成為美國領土的興趣中看出。事實上，川普提出對格陵蘭成為美國國土的興趣同樣是出自戰略的需求，只不過不像馬漢時期的海權，還包括高空導彈等現代科技。川普雖然熱衷於這段帝國主義時期美國的擴張，但是與麥金利不同的是，川普雖然曾威脅出兵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但是他基本上還是希望用和平手段（例如購買），取得外國領土，這使得他和帝國主義者不同。
需要說明的是，也許有人會想起美國也是付給西班牙2,000萬美元「購買」菲律賓，但事實是當時美國軍隊和菲律賓反抗軍組成「希望聯盟」，共同對抗西班牙，美軍指揮官杜威向菲律賓人保證，戰爭結束後會讓菲律賓獨立。菲律賓人因此制定計劃，準備起草憲法、奠定首都、制定國旗、開辦報紙、設立學校、成立大學、發行貨幣，聘任外交官並課稅。後來美軍和菲律賓軍隊在馬尼拉圍城，西班牙宣告戰敗，卻僅向美國投降。 美軍進入城內，將菲律賓軍隊拒於城外，麥金利表示並非「與反抗軍共同佔領」，菲律賓人「必須承認美國的軍事佔領與管轄」。然後麥金利與西班牙簽約，付給西班牙2,000美元購買菲律賓，屬於戰爭後契約的一部分，並非真的純以2,000萬美元購買菲律賓。
事實上戰後菲律賓人是否是美國人也有爭議，19世紀末博覽會時，即便有軍隊支持及麥金利總統的個人背書，博覽會主辦單位帶了35名菲律賓人登上「印第安納號」(USS Indiana)，前往舊金山，然而抵達時移民局卻不肯讓他們下船，即使他們自認是美國公民，經過一波三折後才登上美國本土。
1890年不僅有人口普查局的邊疆消逝、馬漢發表海權論，還有對川普而言，十分關鍵的《1890年麥金利關稅法案》（the McKinley Tariff Bill of 1890），麥金利希望透過提高關稅來保護美國的製造業與勞工，不過當時麥金利並非美國總統，而是眾議員。
談到美國的關稅與製造業，就不能不提到開國先賢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他是美國獨立後的第一位財政部長，奠定美國的國家銀行、財政與稅收制度。漢彌爾頓在1791年向國會提出《關於製造業的報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這份報告因為超前時代的思想，國會一開始加以拒絕，但是後來卻漸漸受到聯邦政府與國會的歡迎，奠定了關稅與製造業的理論基礎。直到今天，包括川普在內，依舊是各國發動開徵關稅的主要理論基礎之一。
即使當時美國還是個農牧國家，漢彌爾頓已經預見製造業的特性將使其帶來不低於農牧業的利益，並且具有外溢效果。問題是美國的資本稀缺而勞工昂貴，需要政府扶持發展製造業。特別是對新興產業（infant industry）而言，因為一開始的市場較小、缺乏經驗，所以成本較高，無法和外國已經發展良久的企業競爭，因為對方可以利用規模經濟與學習經濟降低成本，這時如果開放外國商品不設限進入美國，將對國內製造業造成致命打擊。如果政府能夠利用進口關稅保護新興產業，等到國內廠商累積一定的規模與製造經驗後，再到國際市場與外國廠商競爭，這樣便能夠促進國內製造業的發展。
應該說明的是，漢彌爾頓並非認為關稅是唯一促進製造業發展的方式，他也考慮了補貼與專利，事實上。漢彌爾頓認為補貼是比關稅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只是較難為大眾所接受，因此他覺得應該用關稅的收入來對產業與農業加以補貼。不過他大概不會料到，後來美國總統川普用關稅來對抗中國的補貼。
漢彌爾頓認為無論是關稅或補貼，都應該設定終止時間，例如他曾建議保護時間以三年為限，否則不僅讓消費者付出代價的時間過長，而且過度保護反而容易讓國內廠商缺乏競爭力，台灣的讀者最熟悉的案例應該是裕隆汽車，多年台灣政府與人民付出巨大代價保護的結果，是一個缺乏國際競爭力、依靠尋租牟利的企業。
相較川普喜歡全面課徵關稅，漢彌爾頓反對這種做法，認為關稅施行應該視個別產業情形而定，例如他在報告中建議美國加增二十多種商品的關稅，但是降低五種原料的關稅，並對五種產業加以補貼。他建議提高關稅的幅度在5%到10%之間，原料關稅則降低5%。
回到麥金利。他在1890年任眾議員時，提出《麥金利關稅法案》，使得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38%增加到49.5%。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即使在《麥金利關稅法案》通過之前，美國38%的關稅也不低，這是因為聯邦政府預算主要依賴關稅收入。
當華盛頓任命漢彌爾頓為財政部長時，他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償還獨立戰爭所累積的高額債務，除了提高關稅之外，他也曾建議開徵消費稅，但是因為國會拒絕，所以最後仍然必須以高關稅來支應。從 1798年至1913年間，關稅佔聯邦收入的比例始終居高不下，始終維持在50%至90%之間。如今這一數字僅佔2%，所得稅成為主要收入來源，其累進稅的特性被視為更公平。這也是川普提到「從 1870 年到 1913 年，我們是全球最有錢的國家。當時我們是一個關稅國家，之後他們才開始實行所得稅」的原因。
直到1948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成立之後，各國關稅才開始大幅下跌。這是因為造成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是經濟大蕭條，而關稅壁壘又是造成經濟大蕭條的原因之一，因此二戰後關稅開始下跌，之後世人痛定思痛，成立GATT進一步降低各國關稅。
GATT在1995年轉型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進一步促成全球低關稅，尤其是1997年WTO通過的「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確立資訊產品免關稅，讓台灣等資訊科技生產大國受益良多。
麥金利被稱為「保護主義的拿破崙」，他將漢彌爾頓的做法發揚光大，用關稅來保護國內產業與工人，而不僅將關稅視為聯邦政府的主要收入，依據政府開支來決定關稅高低。和漢彌爾頓一樣，他對某些商品增加關稅，對另外的商品減少關稅，目的在於促進國內製造業發展。例如當時美國主要進口商品之一是馬口鐵，為了保護國內新興的錫板產業，該法案將馬口鐵的進口稅率從 30% 增加到 70%，就是漢彌爾頓想法的實踐。
麥金利也理解關稅對製造業的幫助往往是以農業為代價，這讓他將面臨家鄉俄亥俄州農民的反彈，他希望能夠以長期利益說服農民犧牲短期利益，表示關稅保護本國製造業的發展，終將使得商品降價，即使農民也能獲益，並且準備在小麥關稅作出讓步。不僅如此，《麥金利關稅法案》還授予總統權限，可以關稅為威脅，以迫使其他國家對美國降低關稅，給予總統前所未有的權限。
儘管如此，麥金利關稅並未受到美國大眾的歡迎，主要是因為關稅而提高的通貨膨脹，讓美國民眾苦不堪言，加上英國威脅報復，僅僅4年後，民主黨重新贏回多數的國會通過《威爾森－高曼關稅法案》（Wilson-Gorman Tariff），取代了《麥金利關稅法案》，以降低關稅。不過麥金利始終對於關稅法案念念不忘，於1987年當選總統後，便支持國會修正《威爾森－高曼關稅法案》，提高對羊毛、糖和奢侈品的關稅。
雖然《麥金利關稅法案》實際上只執行了四年，但是它究竟是否達成麥金利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目的呢？一個世紀之後，達特茅斯學院的艾文（Douglas Irwin） 在1998 年的論文對此加以評估。他的結論十分有趣，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論點各有其正確與錯誤之處。
艾文根據當時美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和出口供給彈性估算，和麥金利的估計相反，提高關稅反而「減少」了收益，1890 年關稅上調後，關稅總收入減少了約 4%，從 2.25 億美元降至 2.15 億美元。但是他也發現，馬口鐵的進口稅率從 30% 增加到 70%，的確幫助美國新興的錫版產業加速了十年，證實漢彌爾頓的理論。不過整體而言，振興該產業帶來的好處被消費者總體成本所抵消，從國家整體的角度而言，並沒有淨收益。
川普所心儀偉大的麥金利總統，是在美國邊疆消逝後，像太平洋小島與海外領土擴張的年代，是美國著名的以關稅保護新興產業的年代，也是美國總統首度擁有開徵關稅以向外國交涉公平貿易的年代，是美國製造業興起並稱霸世界的年代，也是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富強國家的年代。這些都可能使得川普認為麥金利是讓美國偉大的總統，但是川普也忽略了，那個是美國人民認為共和黨只在乎有錢人的年代，是民粹運動與人民黨興起的年代，是美國移民大增的年代，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年代，是關稅用來扶持新興產業而非全面施行關稅的年代，是反托拉斯法施行的年代，也是美國歷史上罕見的帝國主義時期。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台大機械系、政大企研所畢業，於法國INSEAD取得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