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2025 年，連續的海底電纜斷纜事件顯示台灣數位生命線遭斷的威脅已由意外轉變為常態。2025 年前三季已發生至少 9 起海纜斷裂事故，其中部分船隻具有中國籍船長或公司背景。這些頻繁的物理破壞，都指向台灣通訊韌性在戰爭風險下的脆弱。
近期報導也指出，中國已有研究在探討封鎖低軌衛星的戰術，並假想利用數千架無人機與干擾器在台灣上空形成電磁干擾用來封鎖低軌衛星訊號。儘管該理論的可行性令人質疑，但也點出低軌衛星成為主要備援的說法在未來可能面對的其他挑戰，因為台灣的對手早已在演練如何切斷這條路。
此外，雖然台灣政府已在 2024 年底至 2025 年間積極引進 OneWeb 作為備援，但受限於其軌道特性與衛星數量，現實數據顯示這些衛星系統所能提供的總頻寬與海纜相比有相當大的傳輸容量差距，雖然海纜的傳送頻寬是以TB為傳輸單位，不過衛星則以MB為傳輸單位。可以預見，這極其有限的資源在急難時刻勢必將優先保留給國安與軍事單位使用。這意味著在戰爭風險下，一般民眾的資訊近用權仍將受到嚴重限制，數位斷鏈的風險依舊居高不下。
海底電纜和低軌衛星等基礎設施一旦被破壞，造成的資訊孤立將直接演變成人權危機。正如其他戰亂地區的報告所示，資訊近用權（Access to Information）是公民在災難性人道主義條件下的重要生命線。政府必須確保在危機時刻，民眾獲取資訊的管道不被阻礙。國家必須避免採取網路關閉或任何影響通訊工具使用的中斷措施，但在目前的備援架構下，對於一般大眾而言，他們隨時可能面臨「被斷網」的處境。
2025年九月，行政院為因應權宜輪的灰色侵擾及海纜數度中斷事件，通過「海纜7法」修正草案，期望透過全面保護各類海纜及強化執法授權然。七法中的五法是針對不同種類的海纜破壞行為加重罰則，而《商港法》與《船舶法》這兩部法律則為違規船隻的沒入、驅逐離港等提供法律依據。筆者則認為除了目前的修法之外，在這場如何避免數位生命線斷裂危機的政策討論上可能有兩個隱性的風險需要未來持續關注：
第一，是把通訊相關的關鍵基礎設施的過度安全化；第二則是是高度仰賴國外的少數科技公司。
過度安全化恐不利社會信任
面對海纜等關鍵基礎設施的脆弱與中國增長的威脅，台灣在此議題上開始出現「過度安全化」（Over-securitization）的現象。決策者傾向以較為不透明的手段來處理危機，長期來說，這恐不利於戰爭風險下社會韌性所需要的、越來越多的社會信任。 處理台灣關鍵基礎設施危機的一個核心在於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跟「人權」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國家安全要守護的標的，就是人權；而個體因被保護而產生的社會信任，則進一步增強了社會面對戰爭風險所需要的韌性。反過來說，台灣對於人權的承諾以及社會信任，正是對手想要在灰色地帶衝突中消滅的東西。
中國破壞海底電纜與發動資訊操弄的最終目標，不僅是單純的物理損壞，而是意圖透過阻斷資訊，在民眾、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製造猜忌，讓社會在危機時刻陷入混亂。在台灣於九月就有十四條國際海纜中的三條發生障礙事故等待修復，但是當時大量的社會討論建立於民間的海底電纜動態地圖，而非有可靠的政府資訊來源降低民眾對於關鍵基礎設施遭破壞的恐懼。
台灣政策制定者的回應應該超越國安的機敏性思維，以透明及問責強化台灣關鍵基礎設施治理，讓公民積極了解關鍵基礎設施的狀態與可改進之處。過度安全化的做法恐會削弱台灣民主體制的核心韌性，而真正的國家安全是可以透過開放與公民參與來實現的。我們必須學習以積極的透明來抵抗敵人。
例如烏克蘭政府並未將戰時情報視為國安機密，反而透過電子政務 App 「Diia」 授權公民安全地回報基礎設施破壞狀況。 開放與透明的反對者常主張，揭露基礎設施的受損情況會暴露弱點、引發恐慌。然而，烏克蘭的實戰經驗給出了截然相反的教訓。
當俄軍摧毀烏克蘭電網時，國家能源公司（Ukrenergo）並未選擇隱瞞，而是採取激進的透明化策略，每日向公眾說明受損細節與限電計畫。這種做法非但沒有造成崩潰，反而讓民眾得以安排生活，並將憤怒轉化為對維修人員的支持。 這證明了在危機時刻，能讓社會免於癱瘓是更誠實的資訊流通。 唯有當公民清楚知道「發生了什麼」以及「還能做什麼」，社會韌性有機會生長。
全球結構性威脅：基礎設施權力的再集中
除了面對實體中斷與資訊操弄的威脅，台灣的處境亦揭示出一個更為深層的全球性問題——網際網路基礎設施權力的「再集中化」。近年來，隨著海底電纜與低軌衛星網路的興起，原本由國際電信聯盟與多邊機構協調的基礎設施治理，正逐漸轉向由少數跨國科技企業主導。Google、Meta 與 Amazon 等公司已開始控制全球主要海底電纜路線與衛星通訊節點，形成自生產、運營至資訊流通的垂直整合體系。
Meta 公司也在今年 10 月宣布投資建設海纜，預計會連結台灣與亞太多國並在 2028 年完工，台灣的未來會和這些私人企業建設的關鍵設施綁定的更爲緊密。 這樣的權力集中在少數巨型企業上，首先帶來的是公共監督的減少。當網際網路的物理層由私人企業掌控，政府與公民社會難以取得完整資訊或介入決策，恐導致數位關鍵基礎設施的治理逐漸脫離台灣民主社會熟悉的公共問責機制。
其次，資訊流通空間將被國際政治高度影響，這些企業會有權利決定了哪些可以被連結、哪些被排除。當巨型企業同時控制社交平台、雲端儲存與資料傳輸管道時，資訊流通的可及性與可信度，都可能被商業或政治誘因所扭曲。 這樣的結構轉變對台灣民眾資訊近用權的威脅，其實並不亞於海底電纜的物理破壞。
當公民無法參與基礎設施的決策過程、無法知悉資訊流通的基礎邏輯時，資訊的自由流通與近用便不再是社會可以自主維護的公共價值，而是成為少數權力持有者者所定義的特權。 為了在危機發生時能夠提供重建信任的程序與空間。政府的責任是將資訊近用權視為人權，把開放透明和公共參與給制度化，例如鼓勵電信公司發布透明度報告，揭以實現更大的問責制。
同時，面對掌握關鍵基礎設施的私部門（包含衛星業者），政府應要求其落實企業人權盡職調查，讓企業必須對其服務進行獨立的人權影響評估（HRIAs），確保在任何地緣政治壓力下，其不會成為侵害台灣通訊自由和危害資訊近用權的幫兇。當我們選擇以更大的信任，即開放、問責和多元參與來回應敵人時，我們不僅能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穩定，更鞏固了民主社會最根本的價值。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ARTICLE 19 亞太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