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政治犯同一牢房，倍感安慰
過去幾年，我的生活相對來說改善了很多，會不再開了，批判大會也取消了，整個說來監獄的管理寬松得多。巴角的殘忍行動是一種恐嚇，讓人又回憶起文化大革命年代的夢魘。我懷疑他對我用刑是得到上級的授意，要好好教訓我一次，藏人反抗中國人統治的高漲情緒令我興奮不已，這使他們十分憤怒。一陣鐵鏈在地上拖拽的晌聲加上人的話聲，犯人現在下工返回宿舍了。有一個二十多歲，身體強壯，名叫洛桑丹增的人，直直走到我面前問，「師傅，他們對你用了重刑嗎？」我無法回答，僅僅拿手遮住了面孔。
洛桑參加了1988年3月5日在拉薩發動的示威游行，那次事件中有一個年輕的警察從窗口摔下死去，中國當局控訴洛桑謀殺了這名警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跟這宗死亡案件有任何關聯，抗議的人沖進拉薩市中心大昭寺旁邊的一座建築物，警察追趕眾人，在混亂之中，有一個警察不幸從窗口摔下來，洛桑被逮捕了，被判死刑，緩刑二年執行。當我1990年10月到達扎奇的時候，這兩年快到期了，但是他一點都沒有懼怕的樣子，相反地，他十分生龍活虎。
扎奇有一個專門關政治犯的分隊，我被關在跟我有共同信念的人同一間牢房。同房間的七個人不是參加了示威游行，就是寫過主張獨立的大字報。雖然巴角對我的用刑使我痛苦萬分，但是在這間牢房裡我感到十分安慰。我幾乎無法張嘴，分隊的廚子以前是一個僧侶，他送來一些溶化了的犛牛油給我喝，西藏人認為這種牛油有神奇的效果。牛油使我全身溫暖，讓我的腸胃舒暢。
他們不允許我看大夫，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派到廚房去工作。這是比較輕松的活兒。我們坐在一大堆蔬菜前面，把爛掉的葉子和菜根摘除，然後丟進大鍋去。其他的犯人問我，誰對我下了毒手，我說是巴角，聽到這個名字大家都搖搖頭。
難友跟外界的連繫渠道
扎奇的政治犯都在第五分隊，同時被安插在八個組，也就是八個宿舍中。我在第七組，跟同監房的人相處融洽。年紀最大的是一個名叫霍‧拉康（意老喇嘛）的七十五歲僧侶，另外還有個叫索南多杰，大約十八歲的男孩子。索南很有天賦，愛替犯人畫肖像。另外一個年輕的犯人名叫達瓦，他在村子裡貼了大字報，指責中國在西藏的統治是殖民主義。洛桑格桑是哲蚌寺的年輕僧侶，是1987年9月27日第一次的示威游行中的一名領袖。另外還有玉洛‧達瓦次仁、洛桑丹增和我一共是七個人。跟這樣一些勇敢而善良的人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欣慰。在分隊裡有一種進取和積極的氣氛，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以前犯人們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之中，害怕被同伴檢舉，可是新一代的政治犯不輕易被暴力的威脅嚇住，人們準備抵擋反彈回去。
我們這間牢房是整個分隊的主軸。有個犯人偷偷弄進來一只小收音機，每天晚上洛桑多杰會聽BBC的中文廣播，另外一個叫阿旺洛桑的犯人懂一些英文，他把耳朵靠上收音機去收聽世界新聞。這樣我們經常能夠聽到達賴喇嘛在國外旅行的消息。我們把監獄的情況寫成報告，同時收集犯人的名字，找一個方法把這些消息透露出去。由於外界往往不知道誰被逮捕了，所以必須讓拉薩人知道，以便通知犯人的家屬。後來這些名單被帶到西藏之外，交遞給人權組織。到西藏來的外國旅客常常感到很驚訝，有時陌生人會把一團紙塞進他們的手中，上面寫著，請把這張紙條傳遞給聯合國或外國的政府。
我在扎奇認識了溫和謹慎的玉洛‧達瓦次仁，他也是一個極好的聽眾。玉洛是甘丹寺一個很有名的轉世喇嘛，1960年至1979年他被關在監獄裡，1987年又重新被捕入獄。我在中國的電視節目中聽過玉洛的案子，他現在親口告訴我，他一生那些令人驚訝的故事。他說有次到朋友家去吃飯，在那兒見到一個多年以前就認識的僧侶，此人於1959年西藏起義之後逃跑，後來定居意大利。這人帶著一個意大利朋友返回西藏，玉洛那天晚上跟他們一起共進晚餐。進餐時玉洛說，西藏的問題只有當西藏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時，才能解決。
政治犯人數遽增
他們的談話不知怎麼傳到中國安全局的耳朵裡，玉洛和東道主圖丹次仁立刻被逮捕，被控以「散布反革命宣傳」的罪名。一場尋常的談話升級為「國際陰謀」！按照國安局的說法，他們的聚會是為了贏得「外國援助」。玉洛被逮捕之後，甘丹寺的僧侶在拉薩舉行示威要求釋放他。這次的抗議導致了拉薩有史以來最大一次示威游行，中國人宣布西藏實行戒嚴。
七分隊每個犯人都有受盡磨難和痛苦的故事，但是我們斗志高昂。中國人繼續大批逮捕，扎奇不久就有幾百個政治犯，大部分都是年輕的僧侶。中國人稱呼這些犯人為「達賴喇嘛的走狗」，似乎是貶義標簽，但是這種稱呼讓我們感到驕傲，對我們而言，達賴喇嘛始終是自由的象徵。我們沒有被毒打嚇退，繼續在監獄裡組織抗議活動。我們告訴年輕犯人，不要在警衛面前流露出恐懼，因為恐懼能賦予警衛更多權力。三十年的牢獄生涯使我認識到，永遠不能請求他們發慈悲心，因為你永遠不會得到。
少年政治犯之死
1990年冬天，當局和政治犯之間的對峙發展成為正面沖突。記得那個冬天特別寒冷，非常幸運，我沒派上露天勞動的活兒，而是派在潮濕而狹窄的溫室裡工作，給樹苗和各種植物噴灑農藥，封閉的園頂空間布滿了一種嗆人的氣味。12月15日發生在一名青年政治犯拉巴次仁身上的事激怒了犯人，我們於是組織了扎奇監獄的首次抗議活動。拉巴是拉薩第一中學的學生，由於在學校成立了一個叫「雪獅」的主張獨立的組織，就被判刑三年。這孩子在監獄裡很受大家喜愛，洛桑把他當成自己的弟弟看待。拉巴被逮捕後，關進嘎扎看守所，在那兒受到殘酷的刑求。到了扎奇之後，又被一名叫白瑪仁曾的警衛毒打，白瑪的名字就是殘暴的代號。大家看出這類毒打所造成的嚴重內傷，拉巴幾乎不能行走，他的整個身體象老人那樣彎曲著。他一再說胃部非常疼痛，我們給他一些藏藥，洛桑建議他去醫療室看病。每次去看病，拉巴都被醫生趕回來，說他裝病。有一天夜裡隔壁宿舍傳來呻吟聲，大家都開始喊叫，「拉巴！拉巴！」喊聲越來越大，但是警衛那邊毫無動靜。其他宿舍的犯人也開始參加呼救，不久整個宿舍都淹沒在一片「有人要死了！」的喊聲中。
有人大聲喊﹕「來人了！」呼喊聲立即終止，我聽出是隊長的聲音，他大聲責罵我們。「病人在哪裡？」他問。「第八號宿舍」，犯人們大聲喊道。那天夜裡拉巴被送到醫療室去，隊長威脅我們，第二天要處理這件事情。果然第二天獄方讓第五分隊參加一個大會。才走到院子裡，武裝警衛就把我們包圍在中間，另外一組警衛手裡拿著長的電棍逼近，隊長要我們交待昨天發生事情的原由。我們沒有理會他，因為在監獄場地的另一個角落，一輛三輪救護車開進大門，拉巴被送到醫院去。那天晚上我們得知他被送到拉薩警察醫院，但是當天晚上又被送回監獄，醫生說查不出嚴重的內傷。晚上他的情況惡化，再一次被三輪救護車拉走，拉巴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去。
第二天早餐之後，我才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在醫務室工作的犯人走進我們的宿舍，把消息告訴了洛桑丹增。洛桑僵立在那兒，眼淚從他的面頰流下來。我們大家面面相覷，不知該作什麼。拉巴死亡的消息在政治犯中間很快傳開。真是不可思議，我們沒有張揚什麼計劃，但是在中國和西藏之間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在扎奇發生了。回想起來，簡直不知道我們怎麼敢去做那樣的事情。
破天荒的獄中示威抗議行動
洛桑丹增把他床墊上鋪著的一張白床單撕成兩半，在一邊他用很美的西藏文字寫著「我們哀悼拉巴次仁的逝世」，在另外一邊他寫下「我們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條件。」然後我們象舉旗幟一樣將這兩條床單舉在身前，慢慢從屋內走到院子中去。第七組犯人發動一場示威游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樣傳遍整個監獄。我們當時一共有十個人在監房，大家一心一意去做這件事，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擋我們。洛桑丹增和白瑪拿著第一面旗幟走在前面，格桑次仁和嘎丹加塔拿著第二面旗幟跟在他們後面。當我們走出院子的時候，激動地發覺分隊其他小組的犯人也排成四行站在我們後面。我的監獄生涯中，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抗議活動，大家都沉醉於自己的大膽和勇氣之中。分隊大約有一百五十名犯人，全部加入了抗議的隊伍，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幾個星期內即將被釋放的犯人。我們象士兵一樣列隊整齊，旁人一定會以為這是事先演練過的。隊伍向行政大樓走去，其實這離宿舍不到一百米，短短的距離走起來好像有幾裡路那麼遠，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通常在早餐之後和出工之前，中間有九十分鐘時間留給大家做個人的事，所以我們作的準備工作沒有引起注意，隊伍穿過院子時也沒有警衛看到。直到我們走到行政大樓前面，才有一個站在樓前的中國青年士兵發現，他立時滿臉通紅，顯然非常害怕。隊伍在他面前幾步之遙處停下來。「拉巴次仁真的死了嗎？」洛桑丹增用中文問他。
我不懂他們之間的中文對話，但我相信那個守衛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匆忙奔進辦公大樓，門砰的一聲在他身後關上，一時還沒有其他士兵出現。我們站在寒冷的空氣中，十二月中旬的氣溫很低，但是我一點都感覺不到寒意，內心的激動使得周身暖和。突然有一個小門被推開了，警衛們沖出來迅速把我們圍在中間，有人拿著武器，有人手持長電棍。在遠處的一堵牆上，機關槍已經架起了。靠近我的一名犯人叫巴卓，是個被判刑三年的年輕僧侶，他因為1988年三月那次抗議活動中死去的警察而被判刑。在審訊中他們對巴卓殘酷用刑，所以他的神經非常脆弱，還沒有恢復過來。突然之間，他往前沖，並且大聲叫喊，同時對守衛以很粗暴的手勢比劃著。這是非常危險的，對方會認為這是挑釁。有一些年紀大的犯人把他夾在隊伍中間使他平靜下來。
這時，穿著藍色毛大衣的扎奇監獄長緩緩走向我們，他旁邊是醫務所的那位中國醫生，另外還有監獄主任，一個地位很高的藏人科長。他們在警衛和其他干部的簇擁下，面對我們。「你們干什麼？」監獄長大聲叫道。洛桑丹增用中文向他說了一些話。「昨天夜裡有一個犯人死了」，科長說，「他叫什麼名字」大家同時開始大聲喊著﹕「拉巴！拉巴！」「誰是你們的領導？」科長問。大家喊道，「我們沒有領導」。
犯人們發言吐露心中怨氣
藏人科長鎮定地走向前排的抗議者，叫我們把心理的委屈都說出來。洛桑丹增把拉巴的詳細情況都講出來，特別是他曾經被一名叫白瑪仁曾的凶惡守衛毒打的情況。洛桑要求當局調查拉巴的案子，要求懲罰所有對他的死亡有牽連的守衛和醫務人員。另外一個抗議者要求開一個追悼會，允許犯人的代表參加。站在前排的犯人開始發言，說出他們心中的冤屈。很多人指出自己也曾經被白瑪仁增毆打過，這個名字一再重複地被提出來。
很快輪到我了，我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守衛悄悄跟給科長耳語。我們這些年紀大的犯人總被視為帶頭惹事的人，而被分別對待。我說拉巴的事，不該虛偽地說這孩子是自然死亡，他的死是因為受到毆打受傷和醫生們的失職。科長有一點疑惑的表情，那個醫生也尷尬不安。我說我也曾經被巴角虐待過，他的名字又被其他犯人提出來。
科長是精明的人，知道要舒解目前緊張的情況，最好的辦法是讓每個人都發言。犯人們慢慢地平靜下來，原來內心的憤怒逐漸舒緩，因為第一次能夠自由地被允許發言。科長答應會徹底調查拉巴的案子，所有失職的人都將受到懲罰，也宣布會調查犯人被毆打和虐待的情況。能夠達到目的，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幾個藏族警衛朝我們年老的犯人走來，叫我們趕快回宿舍。太陽已經照在頭頂了，這是很暖和的一天，我們慢慢撤回宿舍。由於這次的示威行動主要是我們組牽的頭，因此靜待警衛對我們進行報復，剛才那樣奮亢的反抗精神慢慢在消退。洛桑丹增把他別在制服上的達賴喇嘛像章取下來，他二年的死緩很快就到期了，今天的事他很可能被立刻處以死刑。「我並不需要活得長」，他說，同時把他曾很驕傲地佩帶過的達賴喇嘛像章交給我。我們都垂下眼瞼，只有洛桑腳鏈拖在地上發出的聲音。後來幾天當局沒有任何反應，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我們非常生氣，因為並沒有舉行哀悼會，也沒有懲罰白瑪仁曾和其他有關的人，只不過守衛和醫務人員的態度有明顯的改變，似乎比以前客氣一些。
抗議的那一天剛好是犯人接見家屬的日子。來訪的人說，我們的抗議活動早就傳布到監獄大牆之外，拉薩人民的反應非常之好。當親戚們下一周來拜訪時，帶來了大量的食物，都是社會上捐贈給政治犯的，這使我們不必只依賴監獄中少得可憐的定量食物了。監獄當局發現了這個情況之後，立刻嚴格規定政治犯接受訪客送食物的限額。
分化、恐嚇和鎮壓
四、五天之後所有犯人都被叫到院子裡去開會。一個干部宣讀名單，把犯人分成十到十五人的小組。我跟洛桑丹增和玉洛分到第一組，上面命我們換房間，轉移到第一號牢房去。這種轉換沒有帶來太大的區別，我依然跟朋友們在一起。玉洛被指定為組長，也就是牢房的頭，平時他們總是挑選一個比較有「干淨」背景的人當組長，但是現在當局更願意讓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來擔當這個職位。
到新的監舍不久，我們就被叫到審訊室去。上面知道大家很團結，所以決定進行單獨審問。一天下午我正在打瞌睡，一個守衛來把我帶出去。我的審問者是一個名叫強巴格桑的藏人，不出意料之外，他問我們為什麼抗議？這是誰的主意？我重複拉巴死亡的情況，並且描述自己受刑的經驗，我張開嘴讓他看我腫脹的口腔和變色的上齶和舌頭。「你這老家伙嘴巴還真厲害」，格桑說，「我知道你這種人！」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結論是﹕我是不能改造好的人，對付這類改不了的家伙最好的方法就是暴力。
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來控訴巴角。所有的犯人、警衛和干部都知道他，我的公開抱怨顯然讓這個邪惡的人感到十分尷尬。一天下午，我正悄悄地進行著宗教儀式，全身匍匐在地，突然聽到門晌的聲音，一轉身看到巴角消失了，他把門拉上，原來他一直在監視我。當局違背了一切承諾。我們抗議之後一個月，他們宣布拉巴是死於闌尾炎，沒有人對他的死負有責任。白瑪仁曾和巴角都沒有因為對待犯人的粗暴而受到懲罰。據我所知，他們兩個現在還在扎奇工作。我知道為什麼很多警衛不怕自己的出軌行為會受到懲罰，因為他們跟監獄系統的高官有關系。巴角的妻子是黨書記巴桑的女兒，巴桑是扎奇監獄的政委，也是監獄裡職位最高的共產黨官員。巴角的小舅子是一個名叫朋措的高干，他在監獄的司法部門任職。象巴角這種警衛是有恃無恐的。當局宣布我們的刑期分別都要增至五至六年，這引起了巨大的憤怒，監獄的氣氛又開始緊張起來，有些犯人公開表示要再次進行抗議。當局意識到這又要引發騷動，因此很快撤消了加刑的決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