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的少先隊
不只是我家的漢姆布魯克區，整個漢堡已被夷為平地。母親卻為我們在樂園裡找到了棲息之所。英國軍隊在萬茲貝克（Wandsbek）佔據了一棟納粹的別墅，並且讓給了紅十字會。反法西斯人擁有權限，我們被收留了，分配到日光房的一個角落，能放下兩張床及一個櫃子。許多以前集中營或監獄裡放出的囚犯，都在這個廢都城市尋求棲身之地。別墅的大大小小的房間裡，都塞滿了這種人。我也不知道，當初是誰想出這個名字來，反正我們大家都毫不猶豫地稱這棟大別墅為「集中營之家」。
這個很棒的「集中營之家」的進門處是個大廳，邊上有一架變了調的鋼琴。一天，有位在西班牙內戰參過軍的男子，在那鬆弛的鍵盤上彈了一首：「摩爾士兵歌」，這是在伯格摩爾（Boergermoor）集中營裡囚徒們中間流行的曲子，我很喜歡，因為艾瑪曾經教過我，我連曲帶譜都能背。彈鋼琴的人是脫德（Todt）同志。
我也想嘗試一下鍵盤。脫德讓我坐在椅子上，很耐心地將我的拇指按在D調上，然後是A，又是D，之後是F-E-D-A-D-D, 由於我會這個曲子，我的食指很輕易地就找到接下來的鍵，第二天我已經比較能掌握了，第三天我倆很驕傲地彈這首曲子給母親聽。我很快就熟練了這個曲調，並輕易地學會了三個和絃，得到脫德的激賞。一週之後，我的伯樂認定小沃爾夫有天賦，必須得到正式的鋼琴授課。他去打探，找到了一個年長的婦人，她十分驚訝，在這個饑餓的年代，居然有一個孩子想學習鋼琴。對於我的成長，集中營之家的那架意外的鋼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我特別開心的是，當我彈奏那些共產黨的希望之歌時，能讓同志們如此開心，我的童稚之手能給予這些飢渴的人們靈魂的享受。不久我們在漢堡北面的朗根赫恩區（Langenhorn）找到一所住房。
卡里舅舅從俄國俘虜營裡安然無恙地返回，並很快在漢堡港口找到船塢領工的工作。戰爭時期希特勒從佔領的國度搶來食物給自己的人民，現在和平時期就進入饑餓的年代了。漢堡這個商業城處在半死狀態，黑市卻欣欣向榮。誰在下工之後，撿到從破麻袋裡掉出來的咖啡豆去兜售，一旦被發現，就立刻會被解僱。
我不知道卡里舅舅怎麼能成功地從漢堡港口將偷到的東西私運出來，他的贓物遠比那珍稀的咖啡還值錢。幸運出擊！一小袋子裡裝了足足五十包香菸，這是金子一般值錢吶。踹著這個寶貝，他可以到黑市換取任何東西。可是這個工人卡爾‧迪德里希決定不把這袋香菸換取搶手、在市場上緊俏的馬鈴薯、豬油、雞蛋或煤炭，他也不把這筆硬貨幣投到女人、烈酒之類烏七八糟的事兒上。我親愛的卡里舅舅，母親的弟弟向未來投資──投在了我身上。他把香菸做了長遠的投資，為他死去的達格貝爾同志的兒子下注，他把整袋香菸換來一台保養良好的鋼琴。我的新鋼琴老師教我彈奏布吉－伍吉音樂（Boogie-Woogie），美妙極了。我學了很多流行的曲子，但是都沒有樂譜，隨著伴奏我唱著：「船長， 帶我去遠行…」
在我們院子的臺階前，卡里舅舅為我們製作了一方木塊告示板，足足有五張報紙那麼寬。他用兩根鐵棍撐在院子裡面，正對街面。用油漆藍底黑字寫著：漢堡人民報幾個大字。這是我們傳統的報紙，也是我父親一九三三年非法在打字機紙上油印出來的小報，這成為我有點勉強的義務職責：每天早餐後，上學前我得快速地把五大張共產黨報貼在板上。我往往有些慌張，嘴裡一邊還嚼著最後一口麵包，手裏提著一桶茉伊梅外婆用麵粉和水熬製的白灰色黏乎乎的漿糊，當然還有我很不樂意上手的黏手的長刷子。我就用這些把頭一天的報紙貼上去。冬天，手凍僵了，這可是個煩人的黏乎活，夏天也是一樣邋遢煩人。每個月我都必須把堆砌得厚厚的層層報紙和僵硬的漿糊從木板上刮下來。這種討厭的撕工比貼上去更加令我痛恨，我當然一篇文章都沒看過。
這些浪費掉的麵粉讓茉伊梅外婆十分心疼，老人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捱過太多飢餓。她覺得這就像把麵包丟掉一樣令人氣憤，但是她畢竟明白，經過十二年納粹的宣傳，人們更需要知道真相，那點麵粉糊糊算什麼呢。
另外有件事讓我不安。在漢堡有個關於某個納粹份子的流言，艾瑪說出了那傢伙的名字，這個幫兇現在又在監獄裡擔任公職。母親抱怨說，就是這個人在福爾斯畢特爾監獄將將父親用鐵鍊拴在牆上幾個月。我已經忘了他的名字，當時我對這件事感到十分激動不安。這是真的嗎？我是沒有懷疑的，事實證明，一九四五年以後在西德沒有一個納粹法官受到懲罰。希特勒的法治人員沒有受到任何挫折就繼續他們的工作和事業了。同樣地，當年第三帝國的的一些經濟頭面人物和高等官員也都沒事，他們主導了西德經濟奇跡性的起飛。這似乎是歷史的自然法則：當一個暴政結束後，原先栽了跟斗的舊政府菁英，又搖身一變成了新時代的紅人。這可讓受害者難以忍受：竟然這樣運作！這批改造過的加害者，工作竟然還極為出色呢。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