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童話在西邊，東邊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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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談話後不久，西德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漢堡回聲》於一九六四年三月發表了我朋友羅伯特‧哈弗曼的一篇採訪。他指責東德這裡封人民的口，缺乏言論自由，缺乏資訊。統一社會黨毫不含糊地反應，立即將他開除出黨，他在大學的教授職位也一夜之間丟掉了。我著實被嚇住了，但是哈弗曼不為所動，保持樂觀，他甚至說，這樣正中下懷，他那時五十四歲，我二十八歲。我們有時吵架，當局就高興了，但是我們總能稱兄道弟再度和好，這使他們十分擔憂，老狐狸加小狼孩，我們是完美的同謀結合。自從羅伯特從納粹的屠刀下存活下來以後，他覺得自己是個怎麼也死不了的人，他每天早晨在鏡子裡祝賀自己和人類，慶祝自己還活著。我剛好相反，好似害了職業病，總是懷疑自己。
紅花劇院的新劇目於三月二十四日首次公演，十分成功。我很高興能夠在劇場演出，美中不足的是，我只可以唱那四首柏林區黨委親自挑選批准的歌，包括那首輕快有力的民歌——關於農業合作社的拖拉機手卡勒和他僵直的腿。每次我抱著吉他在後台準備出場時，都必須挨著管燈光的人身旁走過，人人都知道他是國安的人，這個活寶每個晚上都惡狠狠地對我說同樣的話：「比爾曼先生，就是四首，否則我會熄燈。」
一九六四年的四月，我發現我住的香榭街的門前總有人探頭探腦，原來是史塔西人員，他們坐在一輛開天窗的兩色瓦爾特堡牌汽車裡面，盯著我的家門。我把車號記了下來：IA97-26。這輛車每隔一刻鐘，就圍著我這棟樓兜一圈，然後停在路燈柱子下禁止停車的地方，從這裡可以望到我的窗戶和進門處。一般的交通警察開車路過，對這輛違禁車都視若無睹。我往往長久地站在窗前，將監視我的人的時刻表紀錄下來。黨在指揮，斯塔西在執行，這個行動故意如此安排，讓我明白自己受到監視, 瓦爾特堡車就停在眼前，這是故意恐嚇我。噁心！可沒那麼嚴重！我雖戒懼，但是恐懼沒能掌控我。
何尼希曼博士和柏林區委的代表埃里希‧賽布曼邀我到前者的辦公室去談話。賽布曼此人也跟我的劇院被封有關，他直接用一種既同情又嘲諷的口吻警告我，如果我一邊在紅花劇院賣唱那四首無害歌曲，卻另一邊不知羞地到處唱誹謗性的歌，那麼很嚴重的事將發生。事實證明比爾曼不論在哪裡出場，都會在那兒營造反黨氣氛，他說得沒錯，我也做得不錯，我們談不攏，談話告終沒有結果。
不久我收到劇院老闆一封信。信裡說，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舉行的「德國青年聚會」的日子，我不能在劇院演出，當我向何尼希曼討說法時，他認為這是對他的挑釁，那確實也是個挑釁，因此他就拒絕了。六月間，我給文化部副部長庫爾特‧博克寫信，提出四點要求：1. 我申請入黨；2. 在東德舉辦巡迴演出；3. 在東德電視台演出；4. 在東德出一張唱片。回信立刻來了：我們會給答案, 但以後再也沒下文了。
跟紅花劇院的合同是個妥協，很難說是糟糕還是聰明？我的碧姬從一九六二/六三開始就跟隨也許算東德最棒的演員弗萊德‧杜林一同演出阿里斯托芬的希臘戲劇《和平》，杜林是主角特里蓋奧，碧姬則扮演和平女神的小角色。每當碧姬「下工」時，我去接她都會帶上吉他。這是在舒曼街的德國劇場地下室，我會為散場後的演員們唱我新寫的歌，往往直到半夜。我家拐角的里尼安街有洪堡大學學生俱樂部，他們常常請我去。我也在玉特博格青年俱樂部演出，地點在蘇聯兵營中心的梅克許沙地練兵場，有嚴密的守衛站崗。我也在羅斯托克大學擠滿了聽眾的大禮堂表演。
我的歌唱事業很順，一九六四一整年我接到很多的邀請合同。我並不知道，每場音樂會之後，史塔西會做一個詳細的、包括政治分析的紀錄。每當我半夜或清晨演唱完回家後，躺在我最愛的碧姬身邊時，她睡眼矇矓地總問同一個問題：「你今天能唱弗萊迪‧羅斯麥瑟爾嗎？」
這首關於布可夫的下水道工人的歌謠，是一個測驗允許和禁止的風向標。今天人們不能想像，六十年代初在東德曾有一場大辯論，並不是關於西方頹廢的披頭音樂，而是討論跳舞的舞伴是否可以分開各自跳。我們那些執掌人民教育的官員認為這是來自西方的惡劣影響，帶有反習俗意味，背棄了東德所宣傳的「社會主義人類合群」的標準。我這首歌裡的弗萊迪‧羅斯麥瑟爾是違反禁令，要跟舞伴分開獨舞的放浪子，有時候主辦者害怕出事，就把這隻歌從節目單上刪除。歌裡是這樣說的：「他贊成社會主義／也支持新生的國家／但是布可夫這樣的國家／他可是受夠了！」我當然絕對滿足他們的要求，反正我能演出就非常開心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