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支撐當前全球經濟體系的敘事，正處於變革性的情節轉折之中。二戰結束以來，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是以商品、資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動為前提，但這種安排現在看來越來越不合時宜。
每種市場秩序都有敘事的支援，亦即我們告訴自己這種系統如何運作。對於全球經濟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不同於各別國家，世界沒有中央政府來充當規則制定者和執行者。總而言之，這些敘事有助於建立和維持使系統有序運行的規範，告訴政府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 而且一旦內化，這些規範就會以國際法、貿易條約和多邊機構無法做到的方式鞏固全球市場。
縱觀歷史，全球敘事發生無數次轉變。在19世紀晚期的金本位制度下，全球經濟被視為一個自我調整、自我均衡的系統，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最好的穩定。人們認為，自由資本流動、自由貿易和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為世界經濟和各國帶來最佳結果。
金本位的崩潰，加上大蕭條，大大削弱這種良性市場的說法。 二戰後出現的布列登森林體系依靠凱因斯學派宏觀經濟管理來穩定全球經濟，賦予國家更突出的角色。只有強大的福利國家才能提供社會保障，支持掉入市場經濟裂縫的人。
布列登森林體系也改變國內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間的關係。建立在淺層一體化模式基礎上的世界經濟，要讓位給確保國內充分就業和建立公平社會的目標。 由於資本管制和寬鬆的國際貿易機制，各國可以建立適合各自偏好和需求的社會和經濟制度。
在19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超全球化敘事，及其對深度經濟整合與金融自由流動的偏好，在許多方面看似回到市場會自我調整的金本位敘事。 然而，它確實承認政府的關鍵角色：執行具體規則讓世界對大企業和大銀行來說是安全的。
良性市場的好處在於超越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超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好益將有助於結束國際衝突，加強世界各地的民主力量，尤其是像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
超全球化的敘事既沒有否認社會公平、環境保護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沒有質疑政府追求這些目標的責任。但它假設這些目標可以透過不干涉自由貿易和金融的政策工具來實現。 簡而言之，人人都能分得一杯羹。假設結果令人失望——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那不是因為過度全球化，而是因為其他領域缺乏互補和支援的政策。
超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退卻，最終因無法克服自身內在的矛盾而失敗。 歸根結底，賦予企業炮製敘事權力的政府，不太可能說服該敘事者支持國內社會和環境議程。
世界放棄了超全球化，取而代之的東西仍然非常不確定。 一個新興的經濟政策框架，我稱之為「生產力主義」，強調政府在解決不平等、公共衛生和清潔能源轉型方面的作用。 藉由將這些被忽視的目標放在優先位置，生產力主義在不損害開放的世界經濟下，重申了國內政治優先事項。布列登森林體系表明，支持有凝聚力的國民經濟政策，也有助於促進國際貿易和長期資本流動。
借用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學派，另一種新興典範可以稱為超現實主義。這種敘事強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將零和邏輯應用於大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超現實主義框架認為，經濟相互依存不是互惠互利的來源，而是一種可用來削弱對手的武器，比如美國採用出口管制，阻止中國企業獲得先進的半導體和製造設備。
世界經濟的未來道路取決於這些相互競爭的政策框架，如何各自發揮作用及如何相互對抗。 基於兩者在貿易方面的重疊，各國政府未來幾年可能採取更為保護主義的做法，越來越多採取回流以及其他促進先進製造的產業政策。各國政府也可能採取更多有利於國內業者的綠色政策，例如美國的《降低通膨法案》，或者像歐盟通過碳邊界調整機制那樣設置邊境障礙。這些政策有助於達成國內和外交政策議程。
然而最終，地緣政治考量很可能超越所有其他考慮因素，使超現實主義敘事占上風。 例如，目前尚不清楚關注先進製造業能否大幅減少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因為未來的好工作很可能來自服務業，而這些行業幾乎與中國的競爭無關。
讓世界主要大國的國家安全機構掌控經濟敘事將危及全球穩定，其結果可能是一個越來越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美國和中國之間軍事衝突的威脅始終存在，迫使較小的國家在一場不利於自身利益的戰鬥中選邊站。
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機會來糾正超全球化的錯誤，並在共同繁榮願景的基礎上，建立更好的國際秩序。我們決不能讓大國浪費它。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