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劉亞光為《新京報》所撰書評周刊
唐啟華簡介：1955年出生於臺灣基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史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臺中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主要著作有《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 ～ 1928）》、《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製外交》等。
導讀
在清末民初時期的外交史中，陸征祥是一位傳奇的人物。但說起這段歷史，人們想到的往往是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相形之下，陸征祥的名聲並不顯赫，甚至如同隱身。
而陸征祥在北洋時期外交中扮演著堪稱舉足輕重的角色。他21歲進入外交界，從學習生、翻譯官、參贊，到公使、外交總長、國務總理、國務卿，歷經了李鴻章訪俄、海牙保和會、日俄戰爭、洪憲帝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等多個關鍵性事件。1927年退出外交界後，歸隱天主教修道院。1945年，陸征祥在比利時逝世。
長年研究的經歷，讓歷史學者唐啟華逐漸意識到陸征祥外交思想的研究價值。唐啟華通過長時間的閱讀，結合大量史料，完成了新作《陸征祥評傳》。在這本《陸征祥評傳》中考察了從清末、北洋到國民政府時期，陸征祥與中國外交、近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歷程。
陸征祥在這段歷史中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何更全面地認知和理解清末民初時期的外交史？借著新書出版的契機，我們近期對歷史學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啟華進行了一次專訪。
長期以來，北洋時期的歷史在許多人心中都是歷史課本中「沈痛的一頁」。彼時處於中國國力最為衰微的時期，不得不在西方各國權力博弈的夾縫中委曲求全，簽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北洋外交也因此長期被打上「賣國外交」「喪權辱國」的標簽。近年來，隨著更多史料的開放以及北洋外交研究的進展，人們對北洋外交的認知開始變得更加全面。在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之外，清末民初外交官們鞠躬盡瘁的努力也開始變得為人所知。在豐富公眾對北洋歷史的理解這一點上，學者唐啟華於2014年出版的《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堪稱代表作品之一。
在列強環伺、內外交困的複雜國際國內局勢下，晚清民初時期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職業外交官，時局的要求令外交官的選拔標準逐漸脫離傳統科舉，走向對通曉外國語言文化素養的重視，洋務運動以後，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學校培養的出洋使團及駐外使館翻譯，以及後續歐、美、日的留學生作為中國外交的新生力量崛起。其中，不少人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比如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日後第一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顧維鈞。
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回憶錄，研究者眾，他的事跡還曾被專門拍成電影。相形之下，與顧維鈞同時期的另一名外交官陸征祥的名聲卻並不顯赫，既有的先行系統研究，幾乎僅有羅光的《陸征祥傳》、石建國的《陸征祥傳》《外交總長陸征祥》等。
與「低調」的研究成果不相稱的，是陸征祥在北洋時期外交中扮演的堪稱舉足輕重的角色。
出生於1871年的陸征祥自幼隨父奉基督教，13歲進入上海廣方言館學習法文，1889年入北京同文館，21歲畢業後進入外交界。他先後歷經多個身份，從學習生、翻譯官、參贊到公使、外交總長、國務總理、國務卿，參與了李鴻章訪俄、兩次海牙保和會、日俄戰爭、中日「二十一條」簽約、巴黎和會、洪憲帝制等幾乎所有19、20世紀之交中國最重要的外交事件。
1912年陸征祥，圖源《陸征祥評傳》。本文歷史圖片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陸征祥評傳》。
1920年，陸征祥淡出政壇，2年後出使瑞士。1927年徹底退出外交界後，陸征祥進入天主教修道院，於1945年在比利時逝世。在這段時期，陸征祥將一批檔案交給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其中是價值極高的陸征祥經手的外交事件記錄，涉及很多內部視角。唐啟華通過這部檔案的前半部輔以英國外交檔案（F.O.）及《日本外交文書》的對照，寫成全面討論袁世凱帝制運動歷史的作品《洪憲帝制外交》，又用2007年底開放的檔案後半部寫成了《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包括這兩本著作在內，唐啟華在30多年的外交史研究過程中不斷地在史料中與陸征祥相遇，同為天主教徒的他也不斷感受著陸征祥心靈的撞擊，也越來越感受到陸征祥個人的際遇與晚清民初中國外交重要的聯結。2019年1月，陸征祥保存於比利時布魯日本篤會聖安德魯修道院（St.Andres』Abbey in Bruges）的私人文書與文物以「陸征祥文書」之名在中國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開放使用。這批文書提供了一個從個體的視角走近陸征祥內心世界的絕佳窗口，唐啟華通過兩年的大量閱讀，結合閱讀此前外交檔案的積累，開始以陸征祥為敘事核心寫作專書。今年4月，《陸征祥評傳》問世。
《陸征祥評傳》，作者: 唐啟華，版本: 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3年4月
在唐啟華看來，陸征祥與顧維鈞可以說代表著北洋外交的兩個側面，顧維鈞雄辯滔滔，「以公理爭強權」，陸征祥忍辱負重，在利益博弈間力保中國利益最大化。在他看來，從某種角度來說，陸征祥是那個「弱國外交」時期更具典型性的代表。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簽約，陸征祥作為中方主談代表，雖迫於形勢做出屈從，但整個過程已算盡己所能維護國家權益。而透過陸征祥的個人視角，人們也能更好地將「二十一條」與其後的整個洪憲帝制時期做連貫的考察，更具象地理解當時的歷史境遇以及東亞外交發展的脈絡。1919年巴黎和會，陸征祥作為真正的核心人物在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和國內五四運動的輿論風潮中慎重權衡，做出拒簽對德《凡爾賽和約》的決定，使得中國的收益盡可能最大化。通過陸征祥內心的反應，人們也能更好地理解北洋外交形勢的多面性。
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唐啟華表示，站在今天的視角看，雖然北洋外交時期中國國力衰微，多以弱國的身份與西方國家打交道，但陸征祥、顧維鈞等外交家在極為複雜的國際利益博弈中積累的歷史經驗依然能為我們提供智慧，這些來自歷史的經驗，也能夠幫助我們建立更平衡的世界觀、歷史觀。
以下為本刊對唐啟華的專訪。
陸征祥是清末民初中國外交最典型的代表
新京報：你此前著有《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制外交》等多部與北洋外交史相關的著作。在這些作品所講述的歷史中，陸征祥都是關鍵人物之一。為什麽會想要系統地為他寫一部評傳？
唐啟華：我研究的專長是清末民初的外交，這個研究歷程起步於30多年前，當時我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國際關系史系讀博，導師Professor Ian Nish（ Ian Nish教授）上課的時候就經常提到陸征祥。非常慚愧地說，我那個時候對陸征祥了解的非常有限，他問我很多問題我都答不上來。不過這段經歷讓我對陸征祥有了一些特別的印象，很多傳統的論調中，陸征祥是一個懦弱無能、缺乏領導能力的外交官，但我導師讀了許多英、日的相關史料，對他的評價很不一樣，這真切地引起了我的好奇。
後來我逐漸知道，因為陸征祥的回憶錄比較早地翻譯成了英文，所以英國人其實對陸征祥的印象還挺不錯的。這本回憶錄直到近幾年才翻譯成中文，這可能也影響了中國讀者對陸征祥的評價。英國、日本的各類檔案中，其實對陸征祥的評價都相當高。這其實可以折射出北洋外交史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其他國家對當時中國的外交都有比較高的評價，但中國自己對北洋外交的認知反而比較臉譜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邊倒就是「賣國外交」。
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最後選定的題目是研究大革命時期的中英關系，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大量閱讀英國的檔案後，我發現英國人對北京政府的外交多有稱贊，甚至覺得他們比廣州政府高明。剛好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北洋政府的外交檔案公開使用，我的論文大量使用了這批檔案。當時其實沒有太涉及陸征祥的研究，只不過回臺灣之後，當我做外交史研究越深入，越發現在很多關鍵的事件和問題上，都一再遇到陸征祥，這也進一步引起了我的興趣。
這幾年，隨著一些關鍵檔案史料的不斷公開，為陸征祥專門寫一本書的想法基本上可以落實了。公開的檔案中最重要的是兩個，一個是03-13駐比利時使館保存檔，另一個是「陸征祥文書」。駐比使館檔案讓我對陸征祥的外交手腕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也澄清了以前的很多不太準確的認識。陸征祥文書則非常細膩詳實地反映了他的私人世界。這樣寫評傳的材料基本是比較充足了。我自己覺得，在研究了三十多年中國外交史後，如果要我舉一個清末民初外交官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會說陸征祥是最典型的代表，沒有之一。
新京報：你推測，陸征祥的民初外交密檔的後半部包括了非常多陸本人不願為人所知的歷史細節，比如洪憲帝制期間日本全力倒袁，巴黎和會期間北京黨派內部的爭鬥等。如你所說，這批檔案的開放也澄清了許多過去的歷史誤解，可否詳細介紹一下這批檔案的具體價值以及發掘過程？除了反映陸征祥的私人生活，「陸征祥文書」對於陸征祥的研究還有哪些特別的價值？
唐啟華：陸征祥文書是在2019年才正式公開，相對於這批文書，就外交史研究來說，還是2007年底公開的那份駐比使館保存檔幫助更大。這批公開的是密檔的後半部，我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有提及，這份密檔的前半部第1-45函，當然，那時候我並不知道這是前半部，以為就是全本。03-13檔前半部大部分文件比較零散，並不成體系，我當時翻閱感覺是這些內容和「駐比使館」似乎並沒有什麽關系。
直到2007年底，這批密檔的後半部分（46-71函，是1983年才移交給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在網上公布了，我無意中翻閱了一下，大為吃驚。相對於前半部，後半部絕對是一個極機密的檔案，更重要的是，其中絕大部分和巴黎和會密切相關，包括了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和北京外交部之間整套的來往電文、當時北京外交部代理總長陳箓和巴黎和會代表團的收發電文、北京外交部和總統府、國務院、其他部會在巴黎和會期間的往來電文。
這批檔案對增進巴黎和會的認識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認為，前後兩個半部結合在一起，就是陸征祥在1912-1920年間經手的外交事務機密檔案，他在1921年帶到歐洲，後來交給了駐比利時使館。我曾向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想閱看這個檔案的原件，發現原件大部分的函套都朽壞了，換了新的函套，只剩下5個保存較好的函套維持原狀，5個函套上都貼有「上海陸子興司鐸留存駐比大使館」的字條，這印證了我的猜測：這批檔案正是陸征祥帶到歐洲去的民國初年外交密檔，內容除了與巴黎和會相關外，還有一些有關外蒙古交涉、國體問題等，其實和駐比使館並無關系。我的《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制外交》等作品，很大程度上都依托於這份檔案。
這份檔案2007年公布的時候，其實看到的學者並不少，但可能沒感覺其中有什麽太特別的地方，我幾乎是看到的第一眼就震驚了，這就是我「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寶貝，以前看了許多相關檔案史料，就獨缺這一份核心材料，當時心中的激動無可言喻，同時也感嘆自己與陸征祥似乎有特別的緣分。
後來，中國臺灣「中研院」和比利時布魯日本篤會聖安德魯修道院合作掃描陸征祥文書，我一直持續關注進度。2019年初公開後，我立即大量閱讀這批文書檔案。這批材料主要是陸征祥在修道院時期的私人記錄，使用的語言有法文和中文，以日記與信函為主。客觀來說，這些文書對研究陸征祥幫助非常大，但它過於零散，不成體系，純粹要依賴這些材料研究陸征祥難度是比較大的。對我來說，比較有優勢的一點可能是我對外交檔案比較熟，對既有的外交史整體脈絡有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後，就能把這些陸征祥個人的材料放進歷史語境中，與外交檔案及報紙對照，增進我的理解。
陸征祥和顧維鈞代表了北洋外交的兩個側面
新京報：這次系統地寫作和研究陸征祥，對你看待北洋歷史有哪些新的幫助？
唐啟華：對我個人來說，系統地研究陸征祥幫助我找到了一個審視北洋外交的個體視角。如我前面所講，我認為陸征祥是整個清末民初主持中國外交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人物，他個人的感受對我們理解當時的中國外交十分重要。到目前為止，很多中國讀者對北洋外交的理解依然受到臉譜化敘事的影響，容易片面地將那段歷史認知為「賣國外交」，或者不重要的「弱國外交」。透過陸征祥的視角我們能更好地體察當時外交形勢的複雜性，當時中國國際地位低落、國力薄弱，如何準確地判斷列強之間的均勢，在其間盡可能地維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是一門非常艱難微妙的大學問。陸征祥起初幫助袁世凱和日本對抗，最終功敗垂成，到巴黎和會的時候和徐世昌合作，制定「聯美制日」的方針，背後都有複雜的內外考量。如何拿捏大國外交間的權力妥協、利益交換的微妙，責任往往落在外交主事者的肩上，這些不為人知、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只有透過陸征祥個人的視角，我們才更能體會一二。我想說，這些掌握國際博弈的歷史經驗十分寶貴，今天中國已是世界大國，我們更應該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與經驗。
新京報：2021年，金光耀教授的《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出版。你也曾寫專文討論過顧維鈞和陸征祥的關系。同為民初出色的專業外交人才，陸征祥如今獲得的關注似乎遠不如顧維鈞，目前能找到的史料，主要是羅光、石建國分別撰寫的陸征祥傳記。你覺得陸征祥並沒有那麽受研究者重視，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唐啟華：金光耀教授長期研究顧維鈞，我記得2000年時，恰逢拍顧維鈞事跡的電影《我的1919年》上映，當時金教授在復旦大學開過一個研討會，我也列席參加。那時金光耀教授就寫過顧維鈞的傳記，2021年的這本《以公理爭強權》增補了很多新發現的重要資料，更加精彩。從《我的1919》和這本傳記裏我們都不難發現，顧維鈞的公眾形象是非常多姿多彩的：他相貌堂堂，口才了得；留學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正統的國際法專業學術訓練；在巴黎和會辯論中壓倒日本代表，一鳴驚人。他是中國近代最有國際聲譽的外交官，人們提起他印象都不錯，和他相關聯的一些歷史瞬間，也經常是「為國爭光」「中國人站起來了」，所以一般讀者應該對他會更有興趣。
相比之下，陸征祥出身低微，資質也比較平庸。他經手的事件基本上是那些屈辱外交，比如經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簽署《民四條約》，在巴黎和會經歷外交挫敗。從某個角度來說，他一生的外交履歷沒有什麽光鮮亮麗的成果，公眾對他興趣寡淡也是情理之中。
顧維鈞留下了非常豐富詳實的個人檔案和很完整的回憶錄，相比較之下，陸征祥留下的記錄就低調很多，各方面綜合來看，我覺得顧維鈞和陸征祥正好代表北洋外交的兩個側面，一面是光鮮的、據理力爭的，一面是苦澀的、忍辱負重的，我覺得要全面、平衡地理解那段歷史，這兩個面向需要結合一起來看。
新京報：顧維鈞、陸征祥等外交人士能在那個年代崛起，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比如當時中國正處於一個外交專業化轉型的階段，急需人才。同時，北洋時期的派系政治盡管變動不居，但都對國際事務給予相當之重視，讓外交官有了更多發揮空間。然而你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中也曾總結，總體來說，陸征祥這一代外交官處於一個國內派系鬥爭嚴重、缺乏強大後盾、常常為國家利益被犧牲的境地裏。我們如何看待那一代外交官的處境？
唐啟華：在一定程度上，清末民初的外交官擁有比較大的決策權，在其他時期，不論是晚清還是國民政府時期，外交部基本上都是一個執行單位，但北洋時期外交部可以主動決策，這與當時的國家體制有關系，也與中國的國際地位有關。在國際地位比較弱的時期，北洋政府常被軍閥控制，而軍閥對於外國人都比較畏懼和陌生，他們寧願把對外交涉的事情更多地交給職業外交官處理，這些都讓當時外交官擁有較大的實際權力。
但因此，那一批外交官們也承擔著非常大的壓力，因為即便他們有比較大的行事空間，但背後卻沒有國力支撐，常常是內外交迫，稍不留神就會成為「代罪羔羊」，責任很重，資源卻是非常有限。我的評價是他們確實處在一個非常艱難複雜的環境之下，但他們能夠利用當時可用的資源，做出了相當不俗的成績，我對北洋外交的評價還是比較正面的。
「弱國外交」中的「以退為進」
新京報：從傳記的開頭到結尾，許景澄似乎都在陸征祥的生命歷程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包括最終陸征祥決定以修道院為歸宿，都有完成許景澄期願之因素。在開頭部分，你詳細梳理了許景澄對陸征祥的培訓，包括外務禮儀、國際公法、西方文化等。陸征祥不似顧維鈞博士畢業於海外，這段系統學習的經歷對他日後的技能、才幹、人格應有不小的影響，可否展開談談？
唐啟華：陸征祥屬於中國第一代的職業外交官，這一代外交官處在一個典型的青黃不接的時期，甚至可以說有點被「趕鴨子上架」。自鴉片戰爭以後，19世紀70年代清朝就開始派遣外交官到國外常駐，設立使館，但當時的外交官都是傳統科舉出身，外語能力不行，也缺乏國際視野，顯然不是很能勝任工作。陸征祥這一批外交官，出身上海廣方言館和北京同文館，這些機構訓練的主要是翻譯人才，原本的定位是作為那些科舉出身的傳統外交官的助手。所以他們的訓練科目主要是外語，沒有國際法、國際政治或是外交禮儀。但時局如此，傳統外交官越來越難應對晚清如此動蕩和頻繁的外交交涉，外交專業化的趨勢需求急迫，陸征祥這批人的語言能力、國際視野突然變得重要，在1900年前後，他們被大批地提升，成為清朝駐外使節的主力。
如我書中所寫，陸征祥能成為其中的佼佼者，與他碰到了許景澄有很大關系。許景澄在駐俄使館裏訓練了陸征祥5年，其他廣方言館和同文館出身的人比較缺乏這種貼身的訓練。過往我們在羅光、石建國寫陸征祥的傳記中就已讀到許景澄對他的重要性，但限於材料不得其詳。通過陸征祥文書，我看到陸征祥記載了大量許景澄對他如何具體進行栽培的材料，這些我都寫進了這本評傳。概括來說，許景澄對他的訓練主要有這麽幾個方面，首先是培養外交官的職業意識，其次是讓陸征祥重點學習外交禮儀，最後是好好地補國際公法的課，這些私人訓練讓並非科班出身的陸征祥受益匪淺。在書中，我引用了一張陸征祥1920年請人畫的許景澄像，上面就寫了很多他對許景澄的感懷，培德夫人更在上面寫道：許景澄不僅是陸征祥的長官，也是他的第二個父親。
新京報：這本評傳中多次出現的細節是陸征祥的「羸弱多病」，在一些關鍵的歷史節點比如巴黎和會上，陸征祥都曾出現體力不支或是身體抱恙的情況。我記得歷史學者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在分析一戰中的關鍵決策的時候，曾經把重要歷史人物的身體狀況作為一個很關鍵的變量。在你看來，陸征祥的身體特點對他的外交決策和行動有怎樣的影響？
唐啟華：陸征祥從小就身體弱，後來他自己也經常在自述中提到這點。他覺得自己一直體弱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在聖彼得堡待了十幾年，天氣太冷，讓身體經受嚴酷考驗。同時，他經手的都是壓力很大的「弱國外交」，經常要被沙俄的外交總長拍桌子咆哮、在多方勢力中忍辱周旋，他的腦和胃就都出了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中午一定要有一段時間休息，和外賓會面超過一小時就很難支撐。不過他的意志力很強，雖然體弱，但能夠忍辱負重。
體弱確實是陸征祥從事外交工作很大的缺點，但有時候也會反而成為一個優勢點。因為誰都知道他身體不好，連外國人都知道，所以他可以非常正當地以此作為艱難困局中轉圜的借口。比如二十一條交涉時，袁世凱讓他來和日本談判，當時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要求每天開會，他常以身體不好為由，減少到每周三個下午談判。有時候談判到一半，聽到自己覺得不想聽、或者說比較棘手的部分，他就睡著了。
另一件很有名的「公案」是他參加巴黎和會途經日本時，原本約定好要謁見天皇、首相等，加強中日合作，但因中國對日政策上有所轉變，陸征祥遂以身體不適為由，取消應酬以作周旋，日本高層也不好說什麽。他在日本的時候到底是真的生病還是裝病？我從03-13檔裏推測很可能是裝病，或者說其實只是小病，但裝成是大病。當然，這也只是根據史料的推測，憑據我也寫在本書的276頁。
體弱的特質確實給陸征祥帶來過不少麻煩，卻也讓他擁有了一些獨特的外交策略，形成了一種「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的外交風格。他常給人的公眾印象是沈默甚至懦弱，但這只是說他表面上不和人有激烈的爭執或是正面沖突，但內心裏面有極其強大的堅持。
全面地理解巴黎和會，需要走出歷史的宏大敘事
新京報：本書第五章中，你稱陸征祥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真正的核心人物」，具體來看，為何這麽說？在過去的多本有關北洋史的作品中，你都希望讓讀者們對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的歷史認知從刻板的敘事中解放出來，讓大家更多看到巴黎和會上陸征祥們的努力。客觀來說，陸征祥等人是否已經盡力達成巴黎和會上中國可以取得的「最優解」？
唐啟華：如我前面所說，過去對巴黎和會的宏大敘事中，經常對它的定位就是外交失敗，再加上顧維鈞、王正廷敘事的影響，公眾會認為這兩位赫赫有名的外交官是巴黎和會中與日本對抗的主力，包括拒簽和約等。陸征祥則是一個一心想要簽和約，不敢負責，傀儡一樣的人物。但深入看過檔案後我們才會發現，陸征祥其實是內心極其堅定，只不過表面上他會采用比較委婉曲折的方式開展外交。如果我們不局限於巴黎和會一時一地，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巴黎和會之前整個中國參加歐戰的決策歷程，陸征祥都全程參與；整個給中國代表團的訓令，也是由陸征祥草擬；中國參戰的條件，由陸征祥出面和協約國磋商。
可以說整個巴黎和會期間，全中國不管是徐世昌、段祺瑞或是南北政府，唯一一個能全盤通曉中國各個派系競合、同時也熟稔世界各國政府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的人物是陸征祥。顧維鈞外交能力很強，但他對美國更熟悉，對日本和中國國內的情況可能還不是那麽了解。王正廷也很強，但他主要站在廣州政府的立場上抨擊北京政府。這些外交官個人能力都很強，但並不全面，也不足夠了解整體的內外局勢且能受到北京各方的信任。
關於巴黎和會是否達到了最優的目標，這個要看中國代表團當初預定的目標是什麽。最初的目標並不包括山東問題，但是到了巴黎之後，這個問題成了中國代表團最重要的、也是國內最關心，以至於後來引發五四運動的問題。從當時輿論的反應看，在山東問題上，大家都認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似乎是失敗了，但很多隱情內幕並不為國內所知。我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陸征祥評傳》中都提及，彼時中國代表團相當依賴美國的善意，認為可以藉此壓制日本，逼迫日本將膠州灣交還中國。但美國在和會中受到來自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種種壓力，最後被迫做出妥協。但簡單地把這件事評論為美國背叛中國，也不太準確。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也對日本施加了壓力，最後的結果是1919年4月30日的四人會中，雖然決定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但日本的代表牧野伸顯做了一個口頭聲明，非常詳細地列出日本只保留部分經濟利益，政治權益依舊會逐步交還中國。
概括來說，日本在對德《凡爾賽和約》取得了「面子」，原來德國膠州灣租借地交給日本，中國得到日本口頭聲明，及美英法三強背書的「裏子」，但因日本堅持口頭聲明要嚴守機密，國內幾乎不可能有人知道，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們更不會知道。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兩年，華盛頓會議中1922年2月4日中日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基本上就是把1919年4月30日日本全權的口頭聲明落實，日本從山東撤軍，保留部分政治經濟特權，中國收回膠州灣，贖回膠濟鐵路等利益。所以如果單看巴黎和會《凡爾賽和約》，確實看不出對中國的一些利好，但我建議評價某個外交交涉的成敗，應該把時段放長一點會比較全面。
後來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發現至少三個文件裏都提到了這次日本的口頭聲明，但都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被忽略了。比如《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裏提到過，但可以理解，大家是不會相信他的。顧維鈞在回憶錄裏隱隱約約也提到這一段，但也做了淡化的處理。還有梁敬錞的一篇論文裏也有提到這件事。這說明如果大家對歷史有先入為主之見，會忽視很多本來很重要的論述。
新京報：相較於前作，你在書中更細致地展開了陸征祥在巴黎和會期間的一次重要的決策轉變：從「親日聯美」到「聯美制日」。這個轉變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比如你提到，在抵達美國之前，陸征祥雖與日本保持距離，但卻並無對抗之意。影響這個轉變的最重要因素是什麽？
唐啟華：這確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原來在寫《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的時候就想要回答這個問題，但回答的不很充分。除此之外，我的朋友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也一直非常困惑於中國在巴黎和會前夕這次外交政策的轉變。通過更深入地閱讀03-13在內的檔案後，我現在的想法是，最開始中國代表團是打算親日又聯美，但美國不允許北京政府既親日又聯美，於是施加了壓力。陸征祥在出發前夕和徐世昌有過一次密談，密談的內容很可能是授權陸征祥相機處理這件事，即如何「聯美制日」。當時大體上是有兩個步驟，第一是淡化原來親日的部分，所以我們看到陸征祥在經過日本的時候減少了和日本政界的接觸，對既往的承諾也含糊其辭。另一個是需要得到美國明確的支持，所以陸征祥到美國及巴黎的時候和美國代表團接觸很多。
從1918年12月1日陸征祥從北京出發，到次年1月11日抵達巴黎，短短42天行程成為了和會外交政策轉變極為關鍵的時期。其中，顧維鈞主要負責了中國和美方關鍵的牽線工作，但主要相機做決策的應該還是陸征祥。
現在其實沒有非常直接的材料，但美方的資料和03-13檔都顯示，陸征祥在美國應當是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美方撮合王正廷加入了中國代表團。抵達巴黎之後，美國代表團對陸征祥作出承諾，讓他在巴黎和會提出山東問題以及取消二十一條，而這兩條是日本原來以為已經和陸征祥說好不提出的，這讓日本覺得陸征祥背信，這種轉變的背後，美國的支持有非常大的影響。
從「親日聯美」到「聯美制日」其實是一個決定當時中國國運的重大決策，值得鉆研的問題很多，但中國學界對此的討論似乎還是非常不夠。我覺得我們的外交史還需要更多這樣基礎的史實層面的研究。
新京報：你覺得學界對此重視不夠，主要是史料的限制，還是更多是一個史觀的問題？
唐啟華：史料固然是一大問題，很多外交機密，大家不能看到，這可以理解。但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長期以來我們在歷史研究上過強的宏大敘事，束縛了我們的歷史想象力。過去的宏大敘事就是巴黎和會外交失敗，陸征祥是親日派，又簽了二十一條，非常一元化，往往還沒做研究，結論就已經有了。
需要強調的是宏大敘事當然有它的必要性，比如凝聚國民的向心力，塑造集體記憶，客觀上它對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有幫助的。但我想對於學術研究來說，盡可能對它保持一個清醒的態度是最重要的，我們需要提供更多元的視角，去和宏大敘事相互補充。尤其是現在中國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已經很難以一個譴責列強的弱國心態去面對歷史。我們應該看到晚清時期外交官們做出的各式各樣的努力，以及取得難能可貴的成就，這些歷史經驗都能夠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更平衡的世界觀、歷史觀，這尤其是一個世界性大國需要修習的大學問。
個人的一念之間，可能造就截然不同的歷史境遇
新京報：五四運動之後，國民外交大盛，政府與民意分離，輿論與政治形成了新的關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考量，與中國國內民意常常有分歧。國內輿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陸征祥等在對德和約上的態度和行動？
唐啟華：這個影響是巨大的。具體來說，陸征祥為首的中國代表團聽命於北京政府，但當時北京政府本身就是很分裂的，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錢能訓，他們跟段祺瑞一系有非常複雜的爭執。在拒簽對德和約這件事上，北京政府給代表團的命令一直都很不清楚，到底要不要簽？沒有明確地給指示，給代表團的命令都是「力爭保留」，問題是誰也不知道這個力爭的程度在哪裏，所以一直到簽約當天還在「力爭」。同時，國內五四運動進入高潮，壓力難以忽視，6月北京罷課、上海罷市，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打成三個賣國賊，遭到免職，其中曹汝霖還是陸征祥最好的朋友之一，這些對身處外交前線的陸征祥沖擊非常大，我看到他在電文裏寫，他看到曹汝霖被打成純粹的賣國賊，那他自己才是親手簽署二十一條的人，豈不更是賣國賊？可以說當時代表團是站在了北京政府的命令、群眾的民意等多重壓力之間。
我們看鄧野的《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直至簽約的6月28日，代表團依然是兩手準備。當天上午爭取保留失敗，才決定拒簽對德和約，後來很多人說這個拍板決定是顧維鈞做的，其實當時代表團團長是陸征祥，擔責的一定是他。這裏面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是，北京政府的命令一直矛盾猶豫，在對德《凡爾賽和約》的簽字問題上，政策幾經轉變，簽約儀式前最後給到的命令是「簽字」。陸征祥在6月上旬知道日本口頭保證的內容後，認為力爭保留並無意義，簽字對中國更有利。但如前所述，此事事關外交機密，不能公開，國人不知內情，在政客、報紙的宣傳影像下，群情激憤反對簽字，這讓陸征祥非常顧忌，認為如果簽字國內會發生動亂，最後決定拒簽。
中國代表團收到北京政府「保留不成就不簽」的電文，是在中國拒簽後兩個小時，這讓人很感慨。這本書既為「評傳」，我就在書裏小小地行使了一下作者的特權，我們設想陸征祥的處境，若是兩個小時之前他選擇了簽字，再收到這封延遲的電文時又會作何感想？若他尊奉前令簽了字，此時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有時候歷史會令人感慨，很多偶發因素、個人的一念之間，可能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歷史境遇。我想，陸征祥當天受到的沖擊可能也讓他對一些事情徹底看破了，回國後就逐漸淡出政壇。
新京報：陸征祥觀念中並不贊成帝制，但在袁世凱洪憲帝制期間，他依然對袁寄予厚望，並參與了一定的帝制外交活動，最終伴隨著帝制的慘淡落幕而收獲苦澀。我們如何看陸征祥這種有些矛盾的觀念？
唐啟華：我這些年看了很多陸征祥個人的文書，明顯能感受到他對袁世凱的好感。首先是他認為袁世凱是一個很有能力的、能帶領中國統一的人，尤其是二十一條交涉中，袁世凱和日本對抗的氣勢讓他覺得難能可貴，也願意輔佐他。還有一個比較關鍵的點是陸征祥自己經歷過民國初年，尤其是民國元年國會的亂象，他自己被國會彈劾，甚至於辭去國務總理職務，所以他對民主共和制度的表面之下，實際上黨派利益傾軋，往往犧牲國家利益的現象非常不滿。因此當袁世凱想要推動君主立憲的時候，他雖然沒有明確表示贊成，但也沒有反對。
調和與平衡：陸征祥留給當代人的思想遺產
新京報：陸征祥曾經代表中國在西方強國前捍衛權益，你總結其外交特色是外表柔弱、內心堅韌、堅持底線、耐心謹慎，也懂得忍辱負重。他晚年時則認為外交官的任務是找到並且促進「所有人和國家的團結」，陸征祥的外交思想又有怎樣的變化歷程？
唐啟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想更多談談個人的感受，不敢說是定論。陸征祥毫無疑問是很愛國的，他對日本也一直有著很深的戒備，對其野心頗為忌憚。「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身處修道院，還借用天主教的教義來反對日本在偽滿洲國的種種舉措。到了抗戰期間，他也在不斷幫助國民政府做國民外交，爭取世界各國的資源來幫助中國抗戰，到那個時候，我認為他的民族主義情結都非常強。
不過到了二戰結束之後，我覺得他的觀念有了些變化，逐漸傾向於將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教義相結合，更多關注人類、世界的和平。在他晚年最後一本著作《人文攜手》裏面，他特別強調，各國外交官最重要的使命是讓世界和平，而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要在愛國和世界主義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我覺得陸征祥在晚年一直在尋找更多的平衡，包括愛國主義和儒家思想，中國傳統思想和天主教思想等。
近代中國的天主教徒，我們一般會提到三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徐光啟、馬相伯還有陸征祥，相形之下，受到歷史敘事的影響，陸征祥一直受到的評價都不太好，雖然強調他的愛國與信仰，但也惋惜他經手的賣國外交，無法全面給陸征祥較正面的評價。
我覺得他晚年的這種平衡調和的思想觀念還是值得當下人學習的，民族主義、世界主義不一定是沖突的，在不同時期，它們有不同的作用。在弱國時期，民族主義絕對有其價值，但在一個相對和平、謀發展的年代，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我們可能也需要注重面向世界。
新京報：同為研究北洋時期外交的出色著作，有評價認為鄧野的《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與你的《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對陸征祥有明顯不同的評價，相對來說，你更多挖掘了陸征祥比較積極的一面。這是否反映了你本人的一些價值認同和「同情之理解」？
唐啟華：其實我寫陸征祥有一個很重要的個人因素。我本人是天主教徒，很小受洗，我和妻子也在教會裏認識。施洗的神父也出生在上海，他知道我讀歷史系的時候，還曾建議我研究中國的天主教史，但當時我的主攻是外交史，只能是漫應之，笑著跟他說外交史和天主教史似乎隔得太遠。沒有想到的是，當我研究到陸征祥，這兩者自然交匯了。
在研究之外，有時候我確實覺得這裏面有更高的緣分和旨意。我在上海常參加愛國教會的徐家匯教堂的彌撒，那裏跟徐光啟和陸征祥關系都很密切。陸征祥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有一些特別的看法。他和馬相伯關系很好，他們都比較尊重中國的儒家傳統，不像法國傳教士可能比較輕視中國傳統，在傳教上有些盛氣淩人。陸征祥認為儒家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應該並重。這點讓我很驚訝，因為理論上講，陸征祥本身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並不深，只讀過四書裏一小部分，他能有這樣的體會和了解，也是殊為難得。
新京報：對於歷史學界還遠遠不夠重視的陸征祥，你覺得還有哪些有價值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唐啟華：這本評傳裏我寫他修道院生活的部分其實非常少，只用了一章。這麽寫是有所側重，因為我想主要談他外交的部分。而真正最貼近陸征祥個人精神生活、最私人的部分其實恰是這一章，陸征祥文書記載最豐富的也是這一部分。如果後人想要繼續研究，這段經歷是很好的切入點，尤其是大家應該多多關注他和好友劉符誠之間的信函，裏面有大量陸征祥自己非常真實的內心剖白。我看過一部分，但在這本書裏用到的比較少。總之陸征祥文書裏還藏著很多題目可以做，就看研究者個人的興趣。外交的部分我可能談得比較多了，但很多問題依然有不少討論空間，比如我們剛剛重點談到的巴黎和會前中國代表團的政策轉變等。
轉載自《新京報書評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