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當代英語作家中最為人知的名字。70多年前，世界沉浸在二戰勝利，納粹暴政滅亡的歡樂中，他罕見地敲響警鐘，警告世人，暴政依然存在，它正在變換面貌和手法，悄悄滲入人心。人們在歡呼自由，也同時歡呼着暴政的來臨。他極富預見地描述了暴政會利用科技的進展，無死角，全方位地監視人的日常生活。它改變日常語言，創造新語言，讓熱愛暴政的基因深值人的心靈，滲透人的精神世界。在當前民主衰退，暴政黑潮在全球捲土重來的時刻，重溫奧威爾的警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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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在談論奧威爾，顯然不再是談歷史和文學，而是談人類當下的處境，這讓人吃驚又無奈。
答：是的，這個題目有些沉重，但意義重大。奧威爾這個人思想的成熟與他的生活經歷緊密相關，因為他進入文學創作的過程，恰恰是他記述自己經歷的過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有他自己的身影映現其中，他那些極富想象力的人物造型都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的人物相關。所以我們必須沿着他的人生軌跡講述。喬治·奧威爾是英國人，卻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爾邦的墨蒂哈里。因為作為佔領印度的英國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他是英國殖民者的孩子，所以在他的傳記中，作者傑佛里·邁耶斯開卷第一句話就是：“喬治·奧威爾生下來就擔負上了殖民之罪。”奧威爾的成長始終伴隨着這種罪惡感。這當然因為他是一個極具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喪盡天良的殖民地官員。喬治·奧威爾是他發表文學作品時使用的筆名，他的原名是埃里克·亞瑟·布萊爾，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墨蒂哈里。他父親是一位中級殖民地官員，負責雅片的生產和收購運輸，這個邪惡的生產項目給英帝國帶來滾滾財源，也給世界，特別是中國，帶來難以想象的苦難。這些苦難深深刻在小布萊爾心上，成為他日後奮不顧身幫助受苦受難的人的動力。小布萊爾在一歲半時就感染了肺結核，這個病折磨了他一生，使他年僅47歲就去世了.
問：這太可惜了，他沒能看到他的預言成為現實。
答：是的。我也常想，若他能再活二三十年，對冷戰和冷戰後的世界不知會有多少真知灼見。1904年，小布萊爾隨媽媽一起回到英國。七歲那年，他上了聖塞普里安學校。他對這個學校沒什麼好印象，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如此歡樂童年》，大吐苦水，包括他尿床被狠狠鞭打和學校中勢利的風氣。終於熬到畢業，他進了伊頓公學。這是一所貴族學校，培養出不少文化名人。照說從這個學校畢業人們會自然選擇上牛津或劍橋繼續深造，小布萊爾卻做了個出人意料的決定，他要去緬甸當警察。緬甸當時已成為英國殖民地，首都仰光最顯赫的建築就是英國總督府。布萊爾不去上大學這件事顯示了他特立獨行的個性，他說：“那種有錢的混蛋以優雅的姿態從伊頓滑行到劍橋，再從劍橋進入文學評論圈。”顯然這種憤世嫉俗的態度背後是他的自負，他在《我為何寫作》這篇文章中說：“從很小的時候起，可能是五歲或六歲吧，我就知道長大後我要當一名作家。”這次他選擇漂洋過海，到一個陌生新奇的世界，將會給他增添寫作的閱歷，眼光和素材。果然，旅途中他就親眼看到船工偷食物果腹，英國警察毆打搬行李的苦力。他在緬甸時，親眼見過死刑行刑，為一個生命被強迫終止而痛苦不堪。他後來反省：“當一個被統治民族反抗時，你必須鎮壓。這樣做時，你被迫使用的鎮壓手段讓所謂西方文明更為優越這樣的斷言不攻自破。為了統治野蠻人，你只能自己也變成野蠻人。”就這樣，布萊爾在一種矛盾心態下在緬甸當了五年警察。他一方面要維持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地位，一方面又對殖民者的身份羞愧。
問：奧威爾是否明確認識到了殖民是一種錯誤？
答：這一點並不明確，他反對的是大英帝國對殖民地人民不人道的行為，但也對那些違反秩序，為非作歹的刁民心生憤恨。他說：“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國已日暮途窮，更不知道和即將替代它的那些歷史短一些的帝國比起來，它還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夾在兩種感情中間，一是憎恨我為之服務的帝國，一是對那些儘力使我無法工作的心地陰險的小畜牲感到憤怒。”但他已經開始了對體制的懷疑。當了五年警察，他無法擺脫要當作家，要提筆寫作的念頭。1927年，他辭職回到英國，讓家裡人大為憤怒。因為緬甸的職位有一份600英鎊的收入，在當時屬於高收入。從這時開始，布萊爾就自找苦吃。因為他認為要當作家就必須先受窮，脫離這個“體面世界”。特別是一種贖罪感纏住了他。他寫到：“我意識到我有極重的罪要贖，我覺得我一定要逃離，不僅是帝國主義，而且要逃離任何一種一人主宰另一個人的行為。在我看來失敗似乎是唯一的一種美德。”抱着這個念頭，他來到巴黎。當時的巴黎可是全世界文人的聚集地，布列東率領一大群法國頂尖詩人鬧起了超現實主義。英美有名的作家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喬伊斯都圍在西爾維亞·碧奇的莎士比亞書店周圍。但布萊爾似乎完全沒入這個圈子。他住在拉丁區簡陋的出租房裡，吃了上頓沒下頓。最後，身上僅有了一點錢又被人偷了，只好去飯館刷盤子，一天工作13個小時，還時不時生病，每天咳嗽不斷。他甚至產生過讓警察把他抓走，關在監獄裡，這樣就能吃飽飯。在最底層掙紮了兩年後，他回到了英國，終於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巴黎倫敦落魄記》。說是小說，其實全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不想讓家人看到他的落魄，決定選個筆名，自此，喬治·奧威爾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萊爾。這兩年的流浪讓奧威爾成為一個人道社會主義者。邁耶斯說：“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並非建立在政治和經濟原則基礎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義信念為基礎。”
問：這和英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很合拍。
答：是的，他回到英國後受一家雜誌委託，去調查英國北方工業地區失業和經濟狀況。調查的結果就是那部報告文學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碼頭之路》。當時，英國的社會主義雜誌拿這篇東西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相比，說他們都是通過詳實的資料，說明英國工人階級極其惡劣的生活狀況，工作狀況。從這部作品看，奧威爾是一個充滿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為極為痛恨。他敏銳指出，貧窮是那些邪惡之人煽動民粹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好借口。他說：“除非我們能組建務實能幹的社會主義政黨，否則書中描述的狀況不可能改變，也不可能從法西斯魔掌中將英國解放出來。”但是他似乎出自直覺地對蘇俄共產黨的那些口號抱有警惕。他說：“我們要少一些階級意識，剝奪剝奪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樣的空談。”要知道，當時蘇俄推動世界革命靠的就是這些口號 。
轉載自《法廣》歐洲思想文化長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