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看到歐洲保守主義思想家的領軍人物英國新右翼哲學家、美學和政治哲學作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 1944——2020年）對伊朗哈梅內伊代表的伊斯蘭主義的經典表述：「如果我們繼續對伊斯蘭主義者採取姑息態度，我們的文明將無法存續。」
斯克魯頓擔任過撒切爾夫人和其他政黨領袖的顧問。一生有50本著作出版，上述的經典表述選自於他的重要著作《How to Be a Conservative》中譯為《如何成為保守主義者》。
西方右翼（傳統保守主義與自由保守主義、民族保守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民粹右翼與極右翼）與左翼（社會民主主義 / 民主社會主義、綠色政治 / 生態社會主義、激進左翼 / 反資本主義左翼）是西方政治架構中最主要、最持久的意識形態的對立軸。伊斯蘭主義作為一種源自中東和穆斯林世界的意識形態，並非西方內生對立的核心，但自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作為外部挑戰和地緣政治因素深深嵌入西方左-右譜系的分歧中，尤其在移民、反恐和文化整合議題上。
斯克魯頓區分了傳統伊斯蘭（Islam）與現代政治化的伊斯蘭主義（Islamism）。
他讚揚傳統伊斯蘭的靈性、美學與哲學傳統，如蘇菲主義。視其為伊斯蘭文明的瑰寶。他認為蘇菲主義強調「沈浸於上帝」，與西方哲學平行，屬於西方文明的共同財富。
他強烈批評伊斯蘭主義為一種「武裝教義（armed doctrine）」，類似列寧主義的共產黨模式。它試圖讓宗教控制國家，而非服從世俗國家，這構成對西方文明的嚴重威脅。
他認為西方社會因失去對自身生活方式的信心、多元文化主義的宣傳，以及對伊斯蘭移民的過度容忍，導致伊斯蘭主義在歐洲滋長，形成與主流社會對立的「飛地」。
因為以上觀點，斯克魯頓不得不承受「反穆斯林」這樣汙名化的攻擊，甚至2019年因相關言論被英國特裏莎（Theresa May）的保守黨政府短暫解職（後復職）。也在這一年他的健康嚴重惡化。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在西方支持下獲得成功。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推翻了親美、親以色列世俗化的巴列維王朝，結束了伊朗2500多年的君主制，建立什葉派反美、反以色列的伊斯蘭共和國。這是伊斯蘭主義在世界的重要擴張，改變了地區權力平衡，至今影響全球地緣政治。
羅傑·斯克魯頓1984年11月6日在《泰晤士報》發表《In Memory of Iran》中譯《紀念伊朗》，是一篇極具批判力與預言性的政論。文章寫於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約5年後，當時霍梅尼政權的恐怖統治已顯露無遺，而西方主流輿論卻已迅速選擇「遺忘」這場革命的後果。
斯克魯頓該文表達的核心立場：「伊朗革命不是人民推翻暴政的勝利，而是西方知識分子與媒體出於自我憎恨，合力把一個正在現代化的世俗君主國，送進宗教極權恐怖統治深淵的可恥共謀。」
圍繞這個核心立場，斯克魯頓分層次闡述了以下數個觀點：
1、1978——1979年西方知識分子與媒體對伊朗革命的狂熱支持是一場可恥的背叛與集體失智。
文章一開頭就連續用「誰還記得伊朗？」來質問：當年那些熱烈支持推翻巴列維國王（Shah）的記者、知識分子、左翼學生、政治人物（例如愛德華·甘迺迪），如今對革命後果集體噤聲。他們當年大肆渲染國王的「腐敗」與「暴政」，卻故意忽略或扭曲國王的真正現代化成就。
2、巴列維國王並非暴君，而是一位進行現代化改革的「有限君主」（limited monarch）。
斯克魯頓明確區分「專制/獨裁（autocracy）」與「暴政（tyranny）」的不同：巴列維國王雖然是獨裁者，但他試圖在自己的權力之下建立議會、獨立司法、相對自由的媒體與大學。他推動了掃除文盲、經濟現代化、婦女權利等改革，若能繼續，很可能避免人民落入「邪惡毛拉（mullahs）的暴政」之下。
這是這篇政論最關鍵的為歷史翻案：國王不是被推翻的「暴君」，而是被妖魔化的現代化推動者。
3、伊朗革命的真正性質：從一開始就是走向恐怖統治與社會大倒退。
斯克魯頓認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預見，在當時伊朗的社會條件下，革命必然帶來巨大混亂與恐怖政權（無論是宗教極權還是馬克思主義路線）。但西方左翼與媒體卻選擇性失明，積極為這場革命背書。
4、西方文明內部存在一種深刻的「死亡願望（death wish）」。
這是這篇政論最著名、也最具哲學深度的判斷：西方意見領袖之所以那麼痛恨一位親西方的盟友國王，並樂於看到他被推翻、看到中東陷入混亂，根源在於一種根深蒂固的自我毀滅衝動。他們不惜「傳播任何謊言，只要能損害我們文明存續的機會」，因為他們在潛意識裡厭惡自己所屬的文明與其價值。
5、唯一可能的救贖之路：恢復有限君主制。
斯克魯頓在政論結尾明確提出：伊朗唯一出路是恢復巴列維王朝的合法繼承人，建立有限君主制（limited monarchy），這才符合伊朗的歷史、文化與地緣政治需要。
斯克魯頓這篇政論雖然沒有提到當年西方左翼政府政治誤判和情報失敗，諸如卡特說服伊朗國王出國訪問，同時透過秘密管道與霍梅尼聯繫，安排他從法國流亡地返回伊朗。這只是卡特政府的左翼外交政策機構破壞伊朗國王的統治，整體顛覆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還包括解散羅德西亞、放棄巴拿馬運河以及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這個錯誤的左翼政策，也導致卡特連任失敗。
2023年10月7日，在伊朗接受戰鬥訓練的哈馬斯武裝人員對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1,195名以色列人和外國公民在襲擊中遇害，251名以色列平民、軍人和外國公民被劫持至加沙作為人質。以色列隨即發動反擊，空襲加沙地帶，並向哈馬斯宣戰。西方左翼團體和反猶人士在世界各地爆發聲援加沙的街頭行動。但是2025–2026年伊朗街頭持續出現「國王回來」的口號，顯示了對42年前斯克魯頓政治判斷的強烈回響。
2026年1月23日，川普總統從達沃斯返回美國途中，在空軍一號上對記者表示：「我們有一支龐大的艦隊正前往伊朗方向」，「我們有一支大部隊前往伊朗」，「我寧願什麼事都不要發生，但我們正在密切關注他們。」「以防萬一」/「也許我們用不著動用它。」
未來推翻哈梅內伊殘暴神棍政權主力是伊朗人民。對伊朗人民伸出援手的是川普和內塔尼亞胡代表的西方右翼政府。
附錄：《紀念伊朗》
作者：羅傑‧斯克魯頓
誰還記得伊朗？也就是說，誰還記得西方記者和知識分子對伊朗革命的盲目追捧？誰還記得針對巴列維發起的歇斯底里的宣傳攻勢，那些關於腐敗、警察壓迫、宮廷腐朽和憲政危機的聳人聽聞的報道？誰還記得成千上萬在西方大學就讀的伊朗學生，他們熱情地吸收著那些空談激進分子兜售給他們的時髦的馬克思主義謬論，以便有朝一日領導那場導致巴列維垮台的騷亂和謊言運動？
誰還記得那些劫持了為他們提供「教育」的國家的使節的學生們的行為？誰還記得愛德華肯尼迪指責沙阿統治「歷史上最壓迫的政權之一」，並從伊朗竊取了「數百億美元」？
誰又記得我們的記者偶爾讓我們得以窺見的關於巴列維真正成就的真相：他在掃除國家文盲、落後和貧困方面的成就，他開明的經濟政策，以及如果他有機會完成這些改革，本可以使他的人民免受邪惡毛拉暴政的改革？誰還記得記者在伊朗可以自由安全地活動，收集那些為他們編造恐怖統治故事提供素材的流言蜚語？
誠然，巴列維國王是一位獨裁者。但獨裁統治和暴政並非一回事。獨裁者可以像巴列維國王一樣，統治一個代議制議會、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甚至一個自由的新聞界和一所自主的大學。巴列維國王和凱末爾·阿塔圖爾克（他與阿塔圖爾克有著相同的願景）一樣，將自己的獨裁統治視為建立和保護這些機構的手段。為什麼西方政治學家中沒有人費心指出這一點，或者重申這樣的理論：我們不僅應該珍惜民主進程，還應該珍惜那些即使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蓬勃發展的代議制和制衡機構？為什麼沒有人敦促我們比較伊朗與伊拉克或敘利亞的政治體制？
為什麼我們的政治學家急於支持伊朗革命，盡管有證據表明，在那種情況下，革命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社會動蕩和恐怖統治？為什麼西方知識分子一再重複巴列維應對這場革命負責的謬論，而事實上，霍梅尼和馬克思主義者已經為此籌劃了30年，盡管他們多次嘗試發動革命，卻只獲得了零星的民眾支持？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很簡單。巴列維是西方的盟友，他在一個重要的戰略地區建立有限君主制的成就，有助於保障我們的安全，為中東帶來穩定，並遏制蘇聯的擴張。巴列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以為西方輿論的制造者會因為他創造了保障他們自由的條件而愛戴他。恰恰相反，他們憎恨他。巴列維沒有料到，一種巨大的死亡沖動困擾著我們的文明，這種沖動驅使那些聒噪的成員散布任何謊言，無論多麼荒謬，只要這些謊言能夠損害我們生存的機會。
當然，一段時間內，那些叫囂不已的人會就伊朗這個令人尷尬的話題保持沈默，他們認為伊朗機構的崩潰、宗教恐怖的蔓延、蘇聯對阿富汗的擴張以及該地區穩定局勢的終結，都是由伊朗革命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那些助長這場悲劇的人只是對此視而不見，轉而前往其他地方，為土耳其、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智利、南非——或其他任何可能損害我們切身利益的地方——制造類似的後果。
當然，現在西方記者很難進入伊朗，即使進去了，也不會是為了好玩。他們無法像那些從貝魯特發回報道的「食屍鬼」一樣，擺出一副前線英雄的姿態。他們必須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恐懼中，默默地目睹那些難以形容的景象：革命衛隊肆意妄為的「正義」行徑，令人震驚的暴力、酷刑和瘋狂暴行，婦女遭受的公開羞辱，以及每天都有無數年輕的生命被犧牲，他們甚至還來不及理解自己為何被判處死刑。
他也必須面對多年來一直擺在他面前的真相，如果他仍然保持承認錯誤的習慣，他就能認清這個真相：有限君主制才是適合伊朗的政體，而伊朗只有透過恢復巴列維合法繼承人的統治才能得救。但這樣的結果不僅符合伊朗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很少西方記者會接受這種觀點。
1984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