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百科上查閱到的廣漢起義詞條：廣漢起義，亦稱漢州起義或廣漢兵變。是指1930年10月25日在四川廣漢發生的一場旨在獨立掌握革命武裝，開展軍事鬥爭的革命的戰鬥。……廣漢起義由曹荻秋、李司克、易心谷、劉連波、羅世文領導。起義軍掌控廣漢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廣漢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國民革命軍第28陸軍的起義軍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十六軍第1路。曹荻秋任政府主席，徐昭駿任司令員，劉連波任政治委員，雷潤侯任參謀長。
也可查詢其它資料，但百度百科似乎描述得較完整。閱讀後，筆者的深切感覺：可謂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形知狀未知真」。這似乎是在刻意避重就輕，畫虎類犬，是一組殘缺破損的歷史記載。
廣漢起義的梗概是怎樣的？如何評價它的歷史地位？起義領導人的能力與簡介？它令人生疑的破口是什麽？人們常說：以史為鑒，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而百度百科提供廣漢起義的內容與信息，疑點與紕漏太過顯眼。這麽說吧，今天世人所面對的中國歷史，是一面有裂痕、有缺失，臆造而扭曲的鏡子。面對這些問題，筆者會一一指出缺失與扭曲之處，盡可能還原歷史原貌……
72、李立三是個人物
廣漢起義與中共歷史上一位一度的掌舵人有關，此人便是李立三。
從四川來說，在鄺繼勳的蓬溪起義失敗後，1930年的四川又接連發生了幾次曇花一現的兵變，均告失敗。我們從上一章節知悉，其時中共的實際領導人是周恩來，中共中央雖然還有向忠發[1]、顧順章[2]等領導人，但向和顧都是工人出身，組織與行動能力欠佳，只是名譽上的中央領導。1930年3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由李立三接替周恩來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李立三出生於1899年，比周恩來小一歲。1919年李立三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後加入中共，分別在武漢、上海和廣州參與工人運動，其中在安源大罷工中，他任罷工總指揮，1925年五卅運動中再次任罷工總指揮。這一年因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出了一件難以啟齒的情色糾紛，中央不得不緊急處理采取措施，將李立三夫婦派遣去了莫斯科。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原來是楊開慧的嫂子，楊開智的妻子。1923年楊開智因事滯留北京，就委托工運領袖李立三，一路上照顧妻子李一純回湖南長沙。誰知李立三與李一純在漫長的旅途中情竇萌動，如火燎原，居然在火車上就燃燒連體，抵達長沙後兩情難分離，終熬成正果，「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雙李組成了新家。
今人從楊開慧的手稿中，居然披露了一段李一純與毛澤東的感情糾葛。楊開慧留下的自傳性手稿中，曾有這麽一段話：「忽然一天，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這一擊，又幾乎給毀了！她愛他……他也愛他（她），但他不能背叛我。……從此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種表現，一個是性欲沖動，一個是精神的愛好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據說這番牢騷與抱怨，就是沖著李毛情案而發。
有人認為：楊開慧此話是針對毛澤東與陶斯詠的關係，顯然不合情理。有兩點理由：其一、陶斯詠與毛澤東的關係，先於楊開慧和毛澤東關係，關於他們的情愛傳聞，楊開慧在結婚前就聽人說了，為此楊開慧曾猶豫是否嫁給毛澤東。其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毛澤東與楊開慧結婚，一九二一年，陶斯詠赴南京金陵女大繼續深造。倘若毛與陶再續舊情，事實上是遠離楊開慧的視線，就是知道，也是查無實據，不會出現這麽傷情的文字。
毛與李糾紛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李立三的新居，與毛澤東楊開慧為鄰。其時，楊開慧正懷毛岸龍在身。民間野史是這麽說的：……也不知是李一純早有此念，還是毛澤東順其自然，毛澤東與李一純居然也有了一段情感糾結。為此楊開慧與毛澤東狠狠地鬧過一次家庭沖突。毛澤東與李一純戀情，是發生在眼前的現實，而且李又是楊的前任嫂子，楊開慧自認為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的事件。而現實是突如其來的發生了，楊開慧自然會憤怒異常。才有了那段撕心裂肺的吶喊。
而同一時期，蔡和森與向警予的家庭，發生了同樣的情感問題，蔡和森被帶了綠帽子。李立三、蔡和森、毛澤東均是中共領導人，中央為解決領導人中的情感糾紛，特安排李立三夫妻、蔡和森夫妻赴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誰知在莫斯科後，李一純又與蔡和森好上了，結為夫妻。1927年，李立三孤身回國，任中央宣傳部長，1928年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後來李立三也在莫斯科娶了小15歲的俄羅斯李莎姑娘，此是後話。
73、「立三路線」形成背景
就事論事解讀廣漢起義，似乎是瞎子摸象的感覺，也可說，走夜路，一條道走到底還是一片漆黑。所以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與了解廣漢起義的大背景。
俗語道：政治家的語言，各有各的解讀。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蔣即電覆，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蔣介石以中央政府名義強調「統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歸命中央」。1929年1月，蔣以「裁軍建設」相號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對各派軍事首領委以高官，但奪掉了他們的兵權。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都這樣理解蔣介石的編遣會議目的，他們認為：這是蔣介石以裁軍名義，排除異己，擴充嫡系。這麽一想，事情就來了，什麽叫一念之差？這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30年春，閻錫山通電要蔣介石下野，各地反蔣軍閥紛紛響應，並派代表赴太原商討反蔣，推閻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參戰的反蔣軍有5個方面軍60餘萬人，其中西北軍和晉軍是主力。整個中國再次被架到戰爭火爐上烘烤。
此時周恩來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六大」以來的工作。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對革命高潮的判斷：第一，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文中表示：「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甚至還認為：中國革命一爆發，就有可能「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第二，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主觀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幹只要大幹，也就是只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第三，堅持「城市中心論」，強調：「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可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批評「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過去的遊擊戰術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第四，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主張革命如果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並且「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早期認蘇聯與共產國際為師，一方面有這樣的文化傳統，中國自古尊師如父；另一方面得到了對方提供的活動經費，拿了人家就得唯命是從。那一時期的中共，真有點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味道。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央任務問題的信》中斷言：「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的開展著並且日益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遊擊戰爭等等」。
74、李立三欲火中取栗
十七世紀法國寓言詩人拉·封丹的寓言《猴子與貓》：猴子騙貓取火中栗子，貓卻把腳上的毛燒掉了，而猴子在一邊快樂的吃著栗子。李立三不愧留學法國，異想天開的浪漫，欲將寓言故事搬到現實政治中來，趁著國民黨中原內戰，重演猴子狡猾的故事。
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爆發後，這還不夠亂，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成熟，趁火打劫，火中取栗。李立三認為：借規模空前的新軍閥混戰，是一次擴大紅軍力量的千載難逢機會，中國大革命機遇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這中間當然有李立三的急功近利，或者說急於成功、流芳百世的心態作祟，李立三吹響了全國暴動的號角。
於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也稱《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至此，李立三「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及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
任務規定：彭德懷、滕代遠的紅三軍團的6000餘紅軍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逼武漢；毛澤東、朱德的紅一軍團一萬餘紅軍進取南昌、九江，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賀龍、周逸群的紅二軍團一萬餘紅軍；許繼慎的紅一軍五千餘紅軍，相互配合進逼武漢；張雲逸的紅七軍四千餘紅軍，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四川廣漢起義組建的紅一軍團第二十六軍第1路一萬餘紅軍，先攻占綿竹城，隨後轉入綿竹山區建立根據地，爭取外援，最後再攻取成都。
李立三將「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城市暴動，欲『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向共產國際發電請示。6月1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正式向中共中央否決了這一請示。但是在李立三不顧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反對，在他的策動下，向忠發於7月16日命令：武漢、南京舉行暴動，上海發動總罷工，爭取一舉奪取全國政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
7月27日，紅三軍團攻下湖南省長沙，建立「蘇維埃政府」。8月3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李立三提議，以紅軍六個軍的兵力向北進攻，配合鄭州、開封暴動，消滅馮玉祥的力量，同時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動，消滅閻錫山的力量。這顯然是滿口跑火車，由於雙方力量太懸殊，沒幾天後的8月6日，紅軍被迫從長沙撤退，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均遭流產，並先後丟失了洪湖及右江等根據地。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先後有11個中共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中共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中共在全國各地連連遭遇敗績，卻仍未沮喪，四川廣漢依然獨樹一幟逆風逆勢地發動起義。其時李立三已面臨中央的批判，在檢討了。估計當時的信息極為不暢通，中央組織指揮系統失靈，抑或是中央還在期望出現奇跡，屢敗屢戰，期望以一地的成功之光，照亮那空洞洞的失敗黑夜。 何蜀的《文強傳》對廣漢起義，有這樣的描述：「1930年10月，左傾冒險的『立三路線』在中共中央已經受到批判，但因交通、通訊不便，新精神尚未傳達到四川，因此中共川西行委仍然決定在成都附近的廣漢發動了貫徹『立三路線』的最後一戰──江防軍第二混成旅兵變。」1930年10月25日，四川廣漢舉旗兵變，因天時地利均不適，這註定是一次失敗的起義。
[1]、向忠發：（1879年－1931年6月24日），出生於上海，1928年，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是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1931年6月，向忠發被國民黨南京政府抓捕後叛變，隨即被處決。
[2]、顧順章（1904年－1935年6月），寶山縣吳淞人（今屬上海市寶山區）。顧順章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地下情報人員，中共秘密特務組織中央特別行動科的負責人。1931年，顧被國民政府抓捕後投降，供出了中共的大量機密。1935年，顧順章因涉及中統軍統矛盾、組建「新共產黨」，觸犯蔣中正忌諱而被國民政府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