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百科上查閱到的廣漢起義詞條:廣漢起義,亦稱漢州起義或廣漢兵變。是指1930年10月25日在四川廣漢發生的一場旨在獨立掌握革命武裝,開展軍事鬥爭的革命的戰鬥。……廣漢起義由曹荻秋、李司克、易心谷、劉連波、羅世文領導。起義軍掌控廣漢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廣漢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國民革命軍第28陸軍的起義軍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十六軍第1路。曹荻秋任政府主席,徐昭駿任司令員,劉連波任政治委員,雷潤侯任參謀長。
也可查詢其它資料,但百度百科似乎描述得較完整。閱讀後,筆者的深切感覺:可謂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形知狀未知真」。這似乎是在刻意避重就輕,畫虎類犬,是一組殘缺破損的歷史記載。
廣漢起義的梗概是怎樣的?如何評價它的歷史地位?起義領導人的能力與簡介?它令人生疑的破口是什麽?人們常說:以史為鑒,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而百度百科提供廣漢起義的內容與信息,疑點與紕漏太過顯眼。這麽說吧,今天世人所面對的中國歷史,是一面有裂痕、有缺失,臆造而扭曲的鏡子。面對這些問題,筆者會一一指出缺失與扭曲之處,盡可能還原歷史原貌……
72、李立三是個人物
廣漢起義與中共歷史上一位一度的掌舵人有關,此人便是李立三。
從四川來說,在鄺繼勳的蓬溪起義失敗後,1930年的四川又接連發生了幾次曇花一現的兵變,均告失敗。我們從上一章節知悉,其時中共的實際領導人是周恩來,中共中央雖然還有向忠發[1]、顧順章[2]等領導人,但向和顧都是工人出身,組織與行動能力欠佳,只是名譽上的中央領導。1930年3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由李立三接替周恩來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李立三出生於1899年,比周恩來小一歲。1919年李立三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後加入中共,分別在武漢、上海和廣州參與工人運動,其中在安源大罷工中,他任罷工總指揮,1925年五卅運動中再次任罷工總指揮。這一年因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出了一件難以啟齒的情色糾紛,中央不得不緊急處理采取措施,將李立三夫婦派遣去了莫斯科。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原來是楊開慧的嫂子,楊開智的妻子。1923年楊開智因事滯留北京,就委托工運領袖李立三,一路上照顧妻子李一純回湖南長沙。誰知李立三與李一純在漫長的旅途中情竇萌動,如火燎原,居然在火車上就燃燒連體,抵達長沙後兩情難分離,終熬成正果,「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雙李組成了新家。
今人從楊開慧的手稿中,居然披露了一段李一純與毛澤東的感情糾葛。楊開慧留下的自傳性手稿中,曾有這麽一段話:「忽然一天,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這一擊,又幾乎給毀了!她愛他……他也愛他(她),但他不能背叛我。……從此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種表現,一個是性欲沖動,一個是精神的愛好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據說這番牢騷與抱怨,就是沖著李毛情案而發。
有人認為:楊開慧此話是針對毛澤東與陶斯詠的關係,顯然不合情理。有兩點理由:其一、陶斯詠與毛澤東的關係,先於楊開慧和毛澤東關係,關於他們的情愛傳聞,楊開慧在結婚前就聽人說了,為此楊開慧曾猶豫是否嫁給毛澤東。其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毛澤東與楊開慧結婚,一九二一年,陶斯詠赴南京金陵女大繼續深造。倘若毛與陶再續舊情,事實上是遠離楊開慧的視線,就是知道,也是查無實據,不會出現這麽傷情的文字。
毛與李糾紛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李立三的新居,與毛澤東楊開慧為鄰。其時,楊開慧正懷毛岸龍在身。民間野史是這麽說的:……也不知是李一純早有此念,還是毛澤東順其自然,毛澤東與李一純居然也有了一段情感糾結。為此楊開慧與毛澤東狠狠地鬧過一次家庭沖突。毛澤東與李一純戀情,是發生在眼前的現實,而且李又是楊的前任嫂子,楊開慧自認為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的事件。而現實是突如其來的發生了,楊開慧自然會憤怒異常。才有了那段撕心裂肺的吶喊。
而同一時期,蔡和森與向警予的家庭,發生了同樣的情感問題,蔡和森被帶了綠帽子。李立三、蔡和森、毛澤東均是中共領導人,中央為解決領導人中的情感糾紛,特安排李立三夫妻、蔡和森夫妻赴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誰知在莫斯科後,李一純又與蔡和森好上了,結為夫妻。1927年,李立三孤身回國,任中央宣傳部長,1928年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後來李立三也在莫斯科娶了小15歲的俄羅斯李莎姑娘,此是後話。
73、「立三路線」形成背景
就事論事解讀廣漢起義,似乎是瞎子摸象的感覺,也可說,走夜路,一條道走到底還是一片漆黑。所以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與了解廣漢起義的大背景。
俗語道:政治家的語言,各有各的解讀。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蔣即電覆,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蔣介石以中央政府名義強調「統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歸命中央」。1929年1月,蔣以「裁軍建設」相號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對各派軍事首領委以高官,但奪掉了他們的兵權。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都這樣理解蔣介石的編遣會議目的,他們認為:這是蔣介石以裁軍名義,排除異己,擴充嫡系。這麽一想,事情就來了,什麽叫一念之差?這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30年春,閻錫山通電要蔣介石下野,各地反蔣軍閥紛紛響應,並派代表赴太原商討反蔣,推閻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參戰的反蔣軍有5個方面軍60餘萬人,其中西北軍和晉軍是主力。整個中國再次被架到戰爭火爐上烘烤。
此時周恩來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六大」以來的工作。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
這個決議案對革命高潮的判斷:第一,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文中表示:「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甚至還認為:中國革命一爆發,就有可能「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第二,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主觀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幹只要大幹,也就是只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第三,堅持「城市中心論」,強調:「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可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批評「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過去的遊擊戰術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第四,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主張革命如果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並且「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早期認蘇聯與共產國際為師,一方面有這樣的文化傳統,中國自古尊師如父;另一方面得到了對方提供的活動經費,拿了人家就得唯命是從。那一時期的中共,真有點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味道。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央任務問題的信》中斷言:「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的開展著並且日益擴大著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遊擊戰爭等等」。
74、李立三欲火中取栗
十七世紀法國寓言詩人拉·封丹的寓言《猴子與貓》:猴子騙貓取火中栗子,貓卻把腳上的毛燒掉了,而猴子在一邊快樂的吃著栗子。李立三不愧留學法國,異想天開的浪漫,欲將寓言故事搬到現實政治中來,趁著國民黨中原內戰,重演猴子狡猾的故事。
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爆發後,這還不夠亂,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成熟,趁火打劫,火中取栗。李立三認為:借規模空前的新軍閥混戰,是一次擴大紅軍力量的千載難逢機會,中國大革命機遇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這中間當然有李立三的急功近利,或者說急於成功、流芳百世的心態作祟,李立三吹響了全國暴動的號角。
於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也稱《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至此,李立三「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及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
任務規定:彭德懷、滕代遠的紅三軍團的6000餘紅軍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逼武漢;毛澤東、朱德的紅一軍團一萬餘紅軍進取南昌、九江,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賀龍、周逸群的紅二軍團一萬餘紅軍;許繼慎的紅一軍五千餘紅軍,相互配合進逼武漢;張雲逸的紅七軍四千餘紅軍,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四川廣漢起義組建的紅一軍團第二十六軍第1路一萬餘紅軍,先攻占綿竹城,隨後轉入綿竹山區建立根據地,爭取外援,最後再攻取成都。
李立三將「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城市暴動,欲『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向共產國際發電請示。6月1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正式向中共中央否決了這一請示。但是在李立三不顧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反對,在他的策動下,向忠發於7月16日命令:武漢、南京舉行暴動,上海發動總罷工,爭取一舉奪取全國政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
7月27日,紅三軍團攻下湖南省長沙,建立「蘇維埃政府」。8月3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李立三提議,以紅軍六個軍的兵力向北進攻,配合鄭州、開封暴動,消滅馮玉祥的力量,同時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動,消滅閻錫山的力量。這顯然是滿口跑火車,由於雙方力量太懸殊,沒幾天後的8月6日,紅軍被迫從長沙撤退,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均遭流產,並先後丟失了洪湖及右江等根據地。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先後有11個中共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中共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中共在全國各地連連遭遇敗績,卻仍未沮喪,四川廣漢依然獨樹一幟逆風逆勢地發動起義。其時李立三已面臨中央的批判,在檢討了。估計當時的信息極為不暢通,中央組織指揮系統失靈,抑或是中央還在期望出現奇跡,屢敗屢戰,期望以一地的成功之光,照亮那空洞洞的失敗黑夜。 何蜀的《文強傳》對廣漢起義,有這樣的描述:「1930年10月,左傾冒險的『立三路線』在中共中央已經受到批判,但因交通、通訊不便,新精神尚未傳達到四川,因此中共川西行委仍然決定在成都附近的廣漢發動了貫徹『立三路線』的最後一戰──江防軍第二混成旅兵變。」1930年10月25日,四川廣漢舉旗兵變,因天時地利均不適,這註定是一次失敗的起義。
[1]、向忠發:(1879年-1931年6月24日),出生於上海,1928年,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是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1931年6月,向忠發被國民黨南京政府抓捕後叛變,隨即被處決。
[2]、顧順章(1904年-1935年6月),寶山縣吳淞人(今屬上海市寶山區)。顧順章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地下情報人員,中共秘密特務組織中央特別行動科的負責人。1931年,顧被國民政府抓捕後投降,供出了中共的大量機密。1935年,顧順章因涉及中統軍統矛盾、組建「新共產黨」,觸犯蔣中正忌諱而被國民政府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