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工人學生劇院被禁,洪堡大學的文憑
一九六二年我們的劇場計畫已經很有進展了,我們為之取名為柏林工人學生劇院,簡稱為三個字母b.a.t.我們的成員由洪堡大學學生、民有電機廠的青年工人和柏林民有剎車廠的三名年長工人構成,還包括「歡樂爵士團」、一個啞劇組、演員、導演、視覺藝術家和舞臺設計師等。漢斯‧艾斯勒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死去之前,都是我們的指導者。我很敬愛的朋友,布萊希特的流亡助手露絲‧貝勞是我們的參謀。我們,其實就是我的女友碧姬和我這對凡夫俗子,此外沒其他高貴的人。我是洪堡大學哲學系和數學系的學生,我也是自封的團長、無薪、沒有黨的合約、沒有任何法人的合法性。我們大約一百人左右,沒有一個人拿工資。
在不到兩年之間,我們把那破爛的電影院建成一所小小的劇院,擁有兩百個座位,是二十年代那種老式的絨布包著的座位,還有一個小舞臺連結著一個稍大的前台。購買實物的開銷大部分由普侖茲勞貝格區政府出資,小部分也來自洪堡大學。我們花了兩年功夫,把電影院改造為劇場,在砌牆、粉刷、木工、油漆的當兒,我們也排演了三個劇,想在一九六三年舉行開幕式。
其中一場是我的新戲「柏林新娘之路」,內容是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牆建造那天的一個悲劇愛情故事。另一場是碧姬主持的莫里哀的「喬治丹頓」,這是個歌舞啞劇,是路易十四的宮廷樂師作的曲。第三場,我們說動了我的第一位導師,布萊希特導演班諾‧貝森來參與合作,由他來編導,是一場很瘋狂的綜藝節目,有歌唱、啞劇、和爵士樂,外加一段東德輕量級拳王的拳擊表演。貝森還要讓一個自行車賽手參與到表演中來,總之包含很多滑稽的片段,最後我們還有一個附帶的小組,演出文學性較強的說唱劇。
我用心準備我的那場圍牆劇,中心故事是我自己的戀愛經歷,我把親身嚐過的愛情苦果轉化成東西兩方在冷戰交接之中,帶有普世歷史性的情感傷痛。主角是一名東柏林青年工人和一個醫生的女兒,這位夏利特醫院婦產科的主治大夫帶著全家在最後一個星期六晚上,坐上輕軌電車,兩三站之後就逃到了西柏林。次日星期天邊界封鎖了,到了星期一,那個青年工人冒著生命危險,鑽過一個剛裝上鐵絲網的洞來到西德,他找到了他的情人,並且要強行將女孩帶回東德。最後,他被打得頭破血流,被扔進西柏林的馬里安菲爾德的難民接待站的垃圾桶裡,這是一場布萊希特式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戲。
我的第一稿有四份,一份交到中央委員會艾哈德‧謝爾訥手中,此公受黨的指令來管我們劇團。那些負責的同志們心情很複雜,憂喜參半地看著我們劇院的發展,我們的一切看上去如此具有社會主義的味道,讓諸公難以相信。
我們拼命趕工,十分單純並對紅色政權深信不疑。我們有些表裏不一,在劇團裡成立了黨小組和共青團,甚至一個工會小組,一切按規章辦,該做的都做了。對最上層的「思想警察」來說,我們好像在搞一套荒誕的卡通戲,作弄東德的規矩。跟我們鬧彆扭的那位黨棍詩人博士謝爾訥同志,對於我的圍牆戲特別關注。在我的劇情裡,他認為有政治錯誤,美學弱點,風格矛盾,敵視共產黨和反革命趨向,頹廢而愚蠢。為此,我只好把第一部分改壞一點,清潔打掃第二段,磨光打滑第三段,在改到第六個版本時,那個致命的悲劇幾乎變成了致命的笑話了。我們在未完工的劇院裡,在鷹架和塵土中,預演了最終的版本,準備在開幕式那天上演。由於工地上老是出現事故和問題,我們就在喜劇場的臨時舞臺舉行一場公開的預演。
觀眾的成分自然比我們的劇團更為混雜了,謝爾訥同志為了增強自己的保險係數,邀請了一些有份量的幹部來當檢查員。工人們帶著家人,藝術家邀上朋友,學生領著同學,爵士樂手叫上同行,濟濟一堂。謝爾訥很興奮,他要知道他的上級是否認可他的把關成績。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的預演結果被判了死刑。這場戲雖然趨向於贊成圍牆,但是卻是反對共產黨的,上面認為比爾曼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柏林圍牆的建立,不是西方的階級敵人、不是聯邦西德的法西斯份子的錯,而是東德共產黨錯誤的政策。這場戲無藥可救,再改也改不好,政治觀點太不成熟。最後,不僅這一場演出在政治上被腰斬,就連整個劇院的項目都被砍掉了,我們被趕出劇院,禁止進入自己的房子。當我想到這些日子,兩年以來我們勇敢地、興致高昂地、極富想像力地勤奮工作,就不能想像,為什麼當時我們沒有奮起爭抗,也許我們的政治想像力還是不夠吧。
我們散伙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嚥下苦果。跟我美麗聰明的碧姬不同,我從這場災難得到另一種教訓,這兩年,機會主義這門特殊課程於我來說,真是嘗遍了酸甜苦辣。我曾經把我那個劇本「柏林新娘之路」面目全非地一改再改,最後幾乎得出了極具諷刺的反面結局,我願意接受謝爾訥同志的輔導,因為我想在政治上變聰明一點,結果真的蠢人是我,我的確付了很多學費,但是也真正汲取了教訓,也許這代價還是值得的,後來我還是沒有虧本。我決定今後只一個人犯錯,絕不再將強加在我頭上的錯,牽連到真假朋友或敵人身上。自己犯下的錯是真正的錯,這有個很大的好處,一旦弄明白之後,就可以改正錯誤。為了學習這個生命的道理,我那時候付出很大的代價,不過也就是一次罷了。劇院的經驗,關鍵性地推了我一把,這使我後來成為真正的自己。
我們那座在貝爾福特街的漂亮劇院被一錘子打掉了,接著那把鐮刀也落了下來:黨領導決定把我從統一社會黨的候選人中除名,我們的劇團被打散了,團長比爾曼也不需要再是黨員了。但是如此被開除,還是很傷了我那顆共產黨人純稚的心,艾瑪也十分失望,她為我擔心,因為她知道,沒有黨,什麼事都辦不成。一個人若反黨,那就置自己於敗陣,她看問題比我現實,知道會有什麼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