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工人學生劇院被禁，洪堡大學的文憑
一九六二年我們的劇場計畫已經很有進展了，我們為之取名為柏林工人學生劇院，簡稱為三個字母b.a.t.我們的成員由洪堡大學學生、民有電機廠的青年工人和柏林民有剎車廠的三名年長工人構成，還包括「歡樂爵士團」、一個啞劇組、演員、導演、視覺藝術家和舞臺設計師等。漢斯‧艾斯勒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死去之前，都是我們的指導者。我很敬愛的朋友，布萊希特的流亡助手露絲‧貝勞是我們的參謀。我們，其實就是我的女友碧姬和我這對凡夫俗子，此外沒其他高貴的人。我是洪堡大學哲學系和數學系的學生，我也是自封的團長、無薪、沒有黨的合約、沒有任何法人的合法性。我們大約一百人左右，沒有一個人拿工資。
在不到兩年之間，我們把那破爛的電影院建成一所小小的劇院，擁有兩百個座位，是二十年代那種老式的絨布包著的座位，還有一個小舞臺連結著一個稍大的前台。購買實物的開銷大部分由普侖茲勞貝格區政府出資，小部分也來自洪堡大學。我們花了兩年功夫，把電影院改造為劇場，在砌牆、粉刷、木工、油漆的當兒，我們也排演了三個劇，想在一九六三年舉行開幕式。
其中一場是我的新戲「柏林新娘之路」，內容是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牆建造那天的一個悲劇愛情故事。另一場是碧姬主持的莫里哀的「喬治丹頓」，這是個歌舞啞劇，是路易十四的宮廷樂師作的曲。第三場，我們說動了我的第一位導師，布萊希特導演班諾‧貝森來參與合作，由他來編導，是一場很瘋狂的綜藝節目，有歌唱、啞劇、和爵士樂，外加一段東德輕量級拳王的拳擊表演。貝森還要讓一個自行車賽手參與到表演中來，總之包含很多滑稽的片段，最後我們還有一個附帶的小組，演出文學性較強的說唱劇。
我用心準備我的那場圍牆劇，中心故事是我自己的戀愛經歷，我把親身嚐過的愛情苦果轉化成東西兩方在冷戰交接之中，帶有普世歷史性的情感傷痛。主角是一名東柏林青年工人和一個醫生的女兒，這位夏利特醫院婦產科的主治大夫帶著全家在最後一個星期六晚上，坐上輕軌電車，兩三站之後就逃到了西柏林。次日星期天邊界封鎖了，到了星期一，那個青年工人冒著生命危險，鑽過一個剛裝上鐵絲網的洞來到西德，他找到了他的情人，並且要強行將女孩帶回東德。最後，他被打得頭破血流，被扔進西柏林的馬里安菲爾德的難民接待站的垃圾桶裡，這是一場布萊希特式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戲。
我的第一稿有四份，一份交到中央委員會艾哈德‧謝爾訥手中，此公受黨的指令來管我們劇團。那些負責的同志們心情很複雜，憂喜參半地看著我們劇院的發展，我們的一切看上去如此具有社會主義的味道，讓諸公難以相信。
我們拼命趕工，十分單純並對紅色政權深信不疑。我們有些表裏不一，在劇團裡成立了黨小組和共青團，甚至一個工會小組，一切按規章辦，該做的都做了。對最上層的「思想警察」來說，我們好像在搞一套荒誕的卡通戲，作弄東德的規矩。跟我們鬧彆扭的那位黨棍詩人博士謝爾訥同志，對於我的圍牆戲特別關注。在我的劇情裡，他認為有政治錯誤，美學弱點，風格矛盾，敵視共產黨和反革命趨向，頹廢而愚蠢。為此，我只好把第一部分改壞一點，清潔打掃第二段，磨光打滑第三段，在改到第六個版本時，那個致命的悲劇幾乎變成了致命的笑話了。我們在未完工的劇院裡，在鷹架和塵土中，預演了最終的版本，準備在開幕式那天上演。由於工地上老是出現事故和問題，我們就在喜劇場的臨時舞臺舉行一場公開的預演。
被比爾曼稱為黨棍詩人的原東德的文化高幹謝爾訥（Erhard Scherner， 1929-）這張照片攝於 2018年。圖源：de.wikipedia.org
觀眾的成分自然比我們的劇團更為混雜了，謝爾訥同志為了增強自己的保險係數，邀請了一些有份量的幹部來當檢查員。工人們帶著家人，藝術家邀上朋友，學生領著同學，爵士樂手叫上同行，濟濟一堂。謝爾訥很興奮，他要知道他的上級是否認可他的把關成績。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的預演結果被判了死刑。這場戲雖然趨向於贊成圍牆，但是卻是反對共產黨的，上面認為比爾曼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柏林圍牆的建立，不是西方的階級敵人、不是聯邦西德的法西斯份子的錯，而是東德共產黨錯誤的政策。這場戲無藥可救，再改也改不好，政治觀點太不成熟。最後，不僅這一場演出在政治上被腰斬，就連整個劇院的項目都被砍掉了，我們被趕出劇院，禁止進入自己的房子。當我想到這些日子，兩年以來我們勇敢地、興致高昂地、極富想像力地勤奮工作，就不能想像，為什麼當時我們沒有奮起爭抗，也許我們的政治想像力還是不夠吧。
我們散伙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嚥下苦果。跟我美麗聰明的碧姬不同，我從這場災難得到另一種教訓，這兩年，機會主義這門特殊課程於我來說，真是嘗遍了酸甜苦辣。我曾經把我那個劇本「柏林新娘之路」面目全非地一改再改，最後幾乎得出了極具諷刺的反面結局，我願意接受謝爾訥同志的輔導，因為我想在政治上變聰明一點，結果真的蠢人是我，我的確付了很多學費，但是也真正汲取了教訓，也許這代價還是值得的，後來我還是沒有虧本。我決定今後只一個人犯錯，絕不再將強加在我頭上的錯，牽連到真假朋友或敵人身上。自己犯下的錯是真正的錯，這有個很大的好處，一旦弄明白之後，就可以改正錯誤。為了學習這個生命的道理，我那時候付出很大的代價，不過也就是一次罷了。劇院的經驗，關鍵性地推了我一把，這使我後來成為真正的自己。
我們那座在貝爾福特街的漂亮劇院被一錘子打掉了，接著那把鐮刀也落了下來：黨領導決定把我從統一社會黨的候選人中除名，我們的劇團被打散了，團長比爾曼也不需要再是黨員了。但是如此被開除，還是很傷了我那顆共產黨人純稚的心，艾瑪也十分失望，她為我擔心，因為她知道，沒有黨，什麼事都辦不成。一個人若反黨，那就置自己於敗陣，她看問題比我現實，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