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好幾次，朋友們希望我寫一寫2005年夏劉曉波到青島度假的那段經歷，曉波入獄的時候，曉波獲獎的時候，曉波去世的時候，我幾次打開電腦，又幾次關上。茨威格說，我們這代人必須徹底學會不去緬懷已經失去的東西，在一個人的生活中，被忘卻的一切，其實早已被他的內在直覺所判定。它必須被忘卻，只有自己想保留的一切，才要求為他人所保留下來。
但是，我真的能夠忘卻那段日子嗎？即使時光已過去了十八年，涼風習習的盛夏海邊，佳木吐翠，空氣香甜，碧藍的天空中飄著朵朵白雲。換上淺色的夏裝的人們，興高采烈，無憂無慮，在匯泉灣的沙灘上踏浪，起舞。劉霞開懷的笑顏，曉波爽朗的笑聲，真的能隨風而逝嗎？
是的，每一個人的命運都與時代的命運相連，人們也不得不被迫服從國家意志，但每一個時代也總有她最優秀的兒女起來抗爭，即使共同的命運還是會將他拉扯進去，碾為齏粉，成為犧牲。
2005年，是較為寬松的胡溫時期，身處這個六月飛雪的當下，很多人會緬懷那個年代。我不能免俗，在曉波去世六周年的日子，寫下這段文字，留給後人。
初見曉波
我和曉波在辦理杜導斌案件時通過電話，後來，我出差去北京，正式認識了劉曉波。
記得第一次見面是在他家樓下的一個菜館裏，我和新京報的陳記者、青年政治學院的楊老師去見曉波，兩人都是我朋友，跟曉波也是熟人。
晚上九點多，我們給他打了電話，在餐館裏點了菜等著。一會兒曉波來了，進門說：後面跟著尾巴。
曉波剃著光頭，戴一付深度眼鏡。膚色瘦黑，看上去很像陳述扮演的電影《渡江偵察記》裏面的情報處長。
這個形象從此深刻地嵌入我的記憶，漸漸與古希臘城邦裏披著長袍赤著雙足在廣場跟人辯論的蘇格拉底重合，成為我人生的啟蒙者。
我探頭往包房外看，見一個便衣跟進來，坐在斜對著我們包房的一張桌子上，也不點菜，埋頭伏在那裏，不時擡頭瞥我們一眼。
這時飯店女服務員進來，在桌子上放了一個圓圓的東西，看上去像是個呼叫服務的電鈴。她給我們倒了茶，走了。楊老師隨手把那東西翻過來，關了開關。
曉波笑道：沒用，她還會再打開，外面的人想聽墻根，就讓他聽唄。
果然，沒幾分鐘，那個服務員又進來，把那玩意兒打開，並說：本店的特色服務項目，需要添水加菜就按鈴。
陳記者說：我們不需要你的特殊服務，就聊會天兒，你可以離開了。說完，又把電鈴關了。
那個服務員訕訕走了，曉波苦笑道：何必難為她？我一年到頭，總有小半年享受這種待遇。
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久，聊天的內容因年代久遠都忘了，只有一個細節還記得，我對曉波說，北京的環境這麽難受，何不到外地去走走透透氣？
曉波嘆道，也不是沒出去過，走到哪裏，都有尾巴跟著，我離開後接待的朋友就被找去問東問西的。總給人添麻煩，懶得出去了。
聊到半夜，我出去上廁所的時候，發現跟蹤而來的家夥挪到最靠近我們包房的一張桌子上，伏在那裏裝睡，偷聽。
2005年5月初，我在MSN上對曉波說，青島氣候宜人，冬無嚴寒，夏無酷暑，警方對我也還客氣，不妨來青島走走。那年正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曉波是個球迷，問能否找一個靠海邊的安靜住所，他打算帶著劉霞來青島避暑，看世界杯。
我在東海路找了一家由別墅改造的度假酒店，馬路對面就是浩瀚的黃海，礁石嶙峋，海浪拍岸，環境幽靜，景色迷人。更方便的是這家酒店所在的小區有華清公司的一棟別墅，華清公司是我的常年法律顧問單位，別墅裏有我的一個房間，跟曉波見面十分方便。
我把酒店的情況發了照片給曉波，曉波很滿意，決定三天後到青島避暑。
跟一處訂協議
青島公安局一處得到劉曉波要來青島的消息，十分緊張，據說還開了會研究如何應對。
老牟老楊兩個處長來找我， 把我接到八大關紫荊關路的一處安全屋。這是一幢米黃色的二層歐式建築的小樓，是一個丹麥工程師的傑作。別墅一樓有會客廳，餐廳，放映室，陽光房。二樓是臥室、書房和小酒吧。四周高墻上爬滿了青藤，還圍著鐵絲網。這棟房子最早是一個德國法官的，後來是日本憲兵司令的外宅，最後成了國民黨海軍少將的官邸，1949年6月青島淪陷，房子被市公安局接收，成了一處的安全屋。
老牟的臉色陰沈得像要滴出水來。說：你幹的好事！把劉曉波勾引到青島來，你不知道他是天字第一號人物？你給我們添了多大的麻煩！
我早料到曉波來青島一處會找麻煩，早早準備了說辭：曉波老師來青島避暑，讓我找個安靜的地方看世界杯，怎麽就給您添麻煩了？他如今不過是一介平民，又不是中央首長，你們幹嘛那麽緊張？
老牟又要發作，老楊趕緊打圓場：好了好了，來就來吧，不過這人是你招來的，你得負點責任。
我知道他們會提要求，答應道：您說，需要我負什麽責任，看看我這柔弱的肩頭，能否擔起來。
老楊說：這次公安部同意他來，部裏對我們有具體要求，需要你做的，就是跟劉曉波溝通一下，三條，答應的話，我們不會找他麻煩。
我問：哪三條？
老牟說：第一、到青島後，不能跟這邊的異議人士聚會、聯絡；第二、 不能到大學裏去演講。第三、什麽時候離開青島，跟我們打聲招呼。
我問：青島的異議人士具體是指誰？
老牟反問我：你不知道？
我搖頭。
老牟說：裝傻。主要是牟傳珩、姜福禎、陳青山等等。
我說：我剛到青島不多久，跟老牟老姜這些人都不熟，我想曉波來度假，估計也不會見什麽人。另外兩條，應該沒問題。不過要等晚上我跟他確認後才算數。
牟處長見我基本答應了他們的要求，臉色緩和下來。
我說：我也有個要求。
老牟老楊笑了：你還有要求？說說看。
我道：我在北京的時候，曉波老師說他以前也去過杭州等地，當地警方非常討厭，整天牛皮糖似的跟著，還騷擾招待他的那些當地朋友。如果曉波老師答應了你們的三個條件，我希望你們別像杭州那幫人一樣讓他生厭。
老楊和老牟交換了一下眼色，老牟說：這個請曉波老師放心，只要他嚴格遵守我們提的三個條件，我們絕不騷擾他，連面都不見！
老牟說得斬釘截鐵，讓我非常意外。還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從此之後，一直到我離開青島去了美國，三年多時間裏，老牟老楊只要提到曉波，都跟我一個口氣，總是稱呼曉波老師。
晚上我跟曉波在MSN上談了白天警察提出的要求，曉波道：可以答應，我這次去就是度假嘛，不會給人家找麻煩。
曉波在青島的快樂時光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5月17日，曉波和劉霞坐北京到青島的綠皮火車來了，他對我安排的海濱酒店很滿意，白天在房間裏看世界杯，晚上二三點鐘和劉霞跑到海邊聽濤聲，吹海風。劉霞帶了好幾個醜陋怪異的布偶，在海灘上、礁石上擺出各種造型，用單反相機拍攝。劉霞是個詩人，藝術家，跟曉波一樣也剃著光頭，她陽光、開朗，時不時地咧著嘴巴大笑。我安排了兩個女律師陪她逛街，吃美食，她們都喜歡劉霞爽朗愛笑的性格。後來曉波入獄，劉霞在家和監獄之間終年奔波，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我難以想象，那麽開朗的一個女人，要經受多大的苦難才患上這種可怕的病啊。
我遵守協議，沒安排曉波見青島的異議人士（對不起牟傳珩姜福禎先生），但我也沒有無所作為，邀請了深圳的趙達功先生和濟南的孫文廣教授來青，時常去雲霄路海鮮街，陪曉波喝美酒，吃海鮮，遊嶗山。曉波不喝酒，抽煙也只抽當年的普通牌子“中南海”，劉霞喝紅酒，孫文廣教授能喝青島啤酒，趙達功是個酒仙，紅酒啤酒喝不過癮，再買一瓶高度白酒自己喝。
孫教授是山東大學畢業的，當年的山大在青島，後來院系調整，山大搬去了濟南，留了一個海洋系在這裏，幾經演變，成了如今的中國海洋大學。海大的校園就是山大的老校園，孫教授陪著曉波在海大校園徜徉往返，撫今追昔。只是滿校園的莘莘學子們並不認識他們的老校友，更不認識當年名滿天下的“動亂黑手”劉曉波。
達功在這裏呆了幾天就回了深圳，孫教授陪曉波去逛嶗山，在路上，孫教授說，他爸爸當年是國軍的海軍軍官，曾經在嶗山一帶跟日本人打過仗。孫教授文革結束後寫文章批判毛澤東和華國鋒，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孫教授在獄中不甘心浪費時光，寫了很多文章，考慮到可能帶不出去，就把每一篇文章開頭寫上致中共中央總書記或者國家主席，等於是給最高領導人的上書。這種“上書”獄方不敢銷毀，都存放在一個特定檔案袋裏。孫教授後來平反出獄，向獄方追回了這些“上書”，整理成兩本書，在香港出版。
2018年8月孫教授在濟南家中接受境外媒體的采訪，被警方帶走，從此生死不明，國內多次傳出他的去世訊息，有說在2018年8月遭非法拘禁後不久被迫害致死，也有說在三年後，還有說他仍健在但已神志不清，卻一直都沒有獲得家屬的確認，然筆會會友們一直懷念他而仍在努力查證。
曉波到青島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約見《束星北檔案》的作者，《青島日報》的劉海軍先生，曉波跟他在海邊談了一下午，希望他能接受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自由寫作獎，遺憾的是劉記者身在體制內，接受了這份殊榮就很難再留住飯碗，只能婉拒。
曉波在青島的這些活動一處一無所知，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信守了承諾沒有騷擾、跟蹤。不過也不是對曉波完全放任， 後來還惹出一個烏龍，我為一個平度老鄉在啤酒城後面買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裝修豪華，視野開闊，無人居住，問曉波願不願意搬過去。因為可以省去酒店費用，曉波當然願意，立刻就搬家。曉波那時還沒有手機，用的是我的另一部手機，我在新房這邊收到他的電話：有人找麻煩，酒店拖拖拉拉不給結賬。
我一下子就明白是一處搞的鬼，給牟打電話，質問他們為何不守承諾。老牟卻氣哼哼地說：你怎麽還倒打一耙呢？劉老師要走，為何不打個招呼？
我明白搞了個誤會，解釋說：我給曉波老師另外找了個免費的房子，就在啤酒城後面的小區，曉波要走還能不告訴你們嗎？
老牟他們仍然不放心，曉波的車開到新居所的時候，他們的車還一直跟著。
老安請客
老牟事後跟我說，劉曉波是天字第一號”大人物”，對他的“關照”程度超過部級領導。按說青島也不是個小地方沒見過世面，中央現任和歷任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的官員幾乎每年都來青島避暑，他們也從來沒有這麽緊張過。
老牟心有余悸地告訴我，你知道嗎？老安也在盯著呢。好歹沒出事！
老牟說的“老安”，就是國安。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就被安全廳盯上。到了青島，明著是公安局一處在管我，暗地裏青島的老安從來沒有放棄對我的監控。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去世，他們在MSN上盜用了我同學的賬號，打聽是否要去北京富強胡同。我說，不去，打算到市政府門前的五四廣場獻一束花，聊表心意。
我買了一束黃色菊花，來到五四廣場“五月的風”雕塑下，發現有好幾個人鬼鬼祟祟拿著相機在拍照。我立馬改了主意，捧著花去市政府，打算把花放在市政府門口。趙紫陽好歹當過共產黨的總書記，政府總理，我作為公民祭奠他，不是正該找青島市委市政府嗎？
五四廣場跟市政府隔著香港中路，我由南往北走，這幾個人一開始還是不近不遠地跟著我，要過馬路的時候，發現了我的意圖，四面圍過來攔住我，其中一個高個子年輕人說：你的花不能送到市政府去！
五四廣場是個熱鬧的地方，遊客如織，我試圖吸引遊人的註意，故意大聲喊道：你誰呀，管得著嗎？
四個年輕人組成一堵人墻，擋住了我的去路，他們一個個板著面孔，一聲不吭，惡狠狠地看著我，其中一個年長一點的開口道：別找麻煩，你不是打算把花放到五月風下面嗎？還是放那裏吧。
我一下子明白過來，他就是網上冒充我同學的人，他們是“老安”！我曾經聽老牟說過一嘴，老安也在盯著我。
他們不是老牟的人，這事就有點麻煩。我知道老安非常陰狠，曾經有個台灣商人在青島大學旁邊買了一塊地被他們看上了，於是這個商人就成了台諜，這塊地也被他們弄去蓋了家屬樓。此事在青島政法口流傳很盛，今天遇上了，我心有余悸，看看旁邊放著一輛黑色加長公務車，心想 被他們綁了扔到山溝海角，那才是自找倒黴呢，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放棄那個冒險的舉動，把花依舊放回到雕像下，拍照留念，施施然回家去。
事後老牟抱怨我：你惹他們幹什麽？
我說：他們冒充我同學下套，哪是我招惹他們？
又道：國內的事不是你們管嗎？青島那麽多日、韓、台諜他們不去管，管我幹嘛？
老牟嘆口氣道：現在是貓狗竟食，誰逮著老鼠算誰的。
又變臉說：我警告你啊，你少弄那些什麽花呀草的詩文，讓他們弄進去，我可撈不出你來。
老牟指的是我寫的悼念趙紫陽的詩歌《開在胸前的小白花》，那首詩發在博訊網站上，我還打印出來連同菊花一起放在了五四廣場“五月的風”塑雕下了。
老安找我麻煩，這才是開始，後來他們還抓了我的一個助理給他們當特情，專門監視我，這是後話。
曉波到青島的第二天，我多年的朋友，也是律師所的老板跟我說，想有幾個朋友請曉波吃飯。
我問：都是什麽人？
老板笑說：一個窗口單位的副處長，是六四學生，當年去過廣場。聽說劉曉波來了，很激動，非要請劉博士吃飯，一同緬懷風雲激蕩的青春歲月。
我跟曉波說了王處長請客的事，曉波毫無戒意，帶著劉霞開開心心去了雲霄路的一家高檔海鮮菜館赴宴。
後來我知道，工商局外資企業管理處只是王處長的掩護單位，他的真實身份仍然是老安。
那天王處長還帶來了三個人，一女二男，都是年輕人。加上曉波、劉霞、老板和我，一共八個人，濟濟一堂，氣氛熱烈。曉波不喝酒，侃起當年的往事，激情飛揚，滔滔不絕，一點不口吃。王處長居然能完整覆述曉波當年在紀念碑上的演講內容。他說：劉老師，我們同學當年都把您當成明星一樣崇拜，特別佩服您人在美國了，還飛回來參加運動，這份膽識和勇氣，堪比陳天華和鄒容啊。
曉波邊吃著螃蟹，邊道：我也沒那麽勇敢，當年飛機到日本轉機時，聽到國內戒嚴的消息，一度打算買機票回美國。突然聽到去北京的登機廣播，才心一橫，還是回北京吧，是死是活，就那樣了！
曉波還說了他被捕的經過：開槍後，我被朋友送進了澳大利亞大使館，發現周舵侯德健高新都沒在這裏，本來是四個人一起搞的事（指四君子四十八小時絕食），就我一個人躲到大使館裏，忒不仗義，就借了個自行車去找周舵他們，結果一出大使館就被埋伏的便衣撲倒在地，扔到一輛面包車上，戴上黑頭套，幾條大漢用腳踩著我的頭，雙手反烤著，雙腳綁著。我當時就想，這下完了，他們不會就這樣把我弄到荒郊野外槍斃吧。
曉波回憶起往事，哈哈大笑，請客的幾個人也各懷鬼胎地跟著笑。
曉波還講了侯德健的遭遇。侯德健因為是台灣人，又在廣場上跟戒嚴部隊談判，把學生帶了出來，算立功。他關了半年就放了，出來後到處給劉曉波鳴不平，結果被抓起來驅逐出境。驅逐的過程特別逗，先用飛機送到福建，再用軍艦攔截了一艘台灣漁船，把侯德健扔了上去。台灣漁民不聽流行歌曲，不知道侯德健的大名，怕帶這麽個大活人靠岸會有麻煩，就商量著想把他扔到海裏。侯德健嚇壞了，掏出身上帶的600美元，才買回一條命。上岸後又被台灣警方抓起來，又判了非法入境罪，入獄三年。
那天晚上我們喝了很久，大家都很盡興。曉波一直不知道王處長的真實身份，後來還好幾次跟我提到他，說這孩子不錯，還能記著我當年在廣場上的演講。
我心道，您老人家可真是宅心仁厚，心地純良，一般人提到劉曉波，想到的就是那篇署名王昭的大批判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能記著16年前廣場發言的人顯然看著錄像是做了功課。
曉波在青島呆了二十多天，看完了世界杯就走了，本來還想去海南，可北京那邊臨時有事，匆匆乘機飛回了北京。我想把那部手機送給曉波，但他沒要，回北京後自己買了一部。從此開始有了自己的手機號。
曉波的恩惠
劉曉波是我的恩師，也是我一生的貴人。沒有曉波，我只會是一個渾渾噩噩的小律師，沒有曉波我在大陸早就入獄了，即使逃過了《零八憲章》的那次簽名活動，也逃不過七〇九大逮捕。
我們第一代維權律師除了莫少平大律師和他的徒弟們，幾乎沒人能僥幸存活。高智晟被判刑三年，釋放後被失蹤，至今生死不明，郭國汀被刑拘後，寫了悔過書自願流亡加拿大，楊再新被勞教，張健康被吊銷執照，李蘇濱、李柏光屢遭迫害英年早逝，我也於2008年第三次出訪美國時選擇了流亡。
記得當時曉波在網上問我，你不回來了？我說：還在猶豫。曉波問：是因為孩子嗎？我說，也是為了母親。我母親是個不識字的農村婦女，臉皮薄，要面子，她不能理解我的思想，但她不能沒有我這個兒子。她生養的五個兒女中，我是她唯一的驕傲，如果我被抓坐牢，成為國家的敵人，母親一定活不了。
曉波很理解我的選擇，他說：那就別回來了，留在美國吧。
還把征集零八憲章海外簽名的郵箱交給了我。
數天後曉波和張祖樺被抓，國內的朋友紛紛被傳喚，有幾個朋友跟我商量，能否替他們扛著發動簽名的事，我一口答應。國內安排了光明日報駐聯合國記者來找我，詢問零八憲章簽名的事，我根據約定大包大攬，吹牛說多少人是我發動的簽名。那個姓張的記者臨走的時候，我心裏突然有所不安，問他：你看，我回去會不會有麻煩？那位張記者回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記得，像是在說：你怎麽能問出這麽弱智的問題？
我在兒子年齡到期前五天提交了庇護申請（兒子的生日是1987年11月22日，美國移民法規定，孩子21歲前算兒童，可以被申請移民），我還記得那天是2008年的11月17日。當時零八憲章303名簽名人在海外的只有我和余傑，余傑回去了，被傳喚、綁架、毆打，幾年後又不得不逃出中國，和我一樣入籍美國。如果沒有曉波幫我下了決心，我可能跟余傑一樣回去了，但我很難有余傑那樣的條件再逃出來，我的後半生大概就會在中國的小監獄和大監獄裏度過了。我的母親也不可能88歲高齡還依然健在。這都是曉波的大恩！
早在我承辦人權案件之初，曉波就告誡我，做律師一定要職業化，要把當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自己出風頭，掙名聲。針對當時某些死磕律師跟當局尖銳對抗的做法，曉波反覆說，律師是救人的，如果連自己都保不住，那就失去律師的作用了。有的律師在承辦案子時被趕出法庭，甚至遭到毆打，海外媒體紛紛熱炒，曉波不以為然地說，當律師挨了打，不是啥光榮的事。
我承辦案件時，也常有急躁冒進，在法庭上呈口舌之快的時候，曉波總是批評我，勸我多向莫少平律師學習。但是，教的曲子唱不得，我最終還是在杭州折戟沈沙。2007年給陳樹慶辯護的時候，拿中共自己的報紙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六四期間刊登的照片，證明六四屠殺的真實性，被檢察官稱作“在共產黨的法庭上指控共產黨”，毫無懸念地丟了律師執業證。
在青島的那些日子，曉波還幫我買了一套房子。我那時還在租房住，對買房下不了決心。曉波跟我到李村的金水路看房，這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有100平米，每平米4000人民幣。曉波說這地方不錯，房子也好，價錢公道，買！
於是我花四十萬買下那套房，十年後給兒子在長島買房，老婆回國賣掉了房子，價格已經翻了一倍多。
也是在青島，曉波還介紹我加入獨立中文筆會。
死國可乎
曉波在青島的時候，是胡溫的第一個任期，中國處於政治上的小陽春，誰也沒想到，這個寬松期會那麽短暫。三年後，風雲突變，利維坦張開了血盆大口。我流亡海外，曉波因《零八憲章》第四次入獄，2010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記得大家歡欣鼓舞的時候，對政治黑幕有深刻了解的北京於建嶸教授痛哭失聲，說：曉波完了，他走不出監獄了。果然，離刑滿還不到兩年的時候，曉波被“病死”在獄中！
有人說，人類歷史的每一次進步，都是以犧牲她最優秀的兒女作為代價的。劉曉波就是那個代價，孫文廣也是，我們這些人都是。
史記記載，秦末二世皇帝暴虐無道，法令嚴苛，百姓沒有了活路，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時光流轉二千年，同樣的問題又擺在我們面前：
等死，死國可乎？
2023年7月13日曉波六周年忌日前於紐約長島
民主中國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