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黃慈萍說起清明節前後會去巴黎，隨即我們便有了相約一起赴巴黎的設想。歐洲之聲與萬潤南先生的【閑話三人行】欄目，已進入了第三個年頭。筆者很慚愧，數次與老萬相約，得閑再去巴黎與老萬和李姐一聚，卻一直忙於雜事未能成行，設想與行動總是有距離。認真而周詳的黃慈萍，言必信、行必果，適時傳來赴巴黎的時間確定和行程安排，從她的計劃中方才知曉，嚴家祺老師一家已遷居巴黎，巴黎之約勢在必行。
3月28日，我們駕車從德國穿越比利時進入法國，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西歐沿海區域，毗鄰相連，一馬平川。早春時節，微風吹拂，萬物復蘇、花香遍野，欣欣向榮。我們一路四輪生風，也算是現代版的「春風得意馬蹄疾」。
見高臯老師喜上眉梢
按約定，下午14點在嚴家祺老師家相會，我們摁響了門鈴，為我們開門的居然是慈萍。慈萍與斯文、還有魏京生的妹妹姍姍已先於我們抵達，慈萍替主人接待了我們一行——廖天琪、陳敏和我。不久前與慈萍在華盛頓剛剛道別，復又相見，人生苦短，能夠重逢總是緣，大家相擁而樂。
嚴老師去醫院看病未歸，我們首先見了高臯老師，她滿面笑容地與我們招呼著，這一刻仿佛感受不到她重病纏身，她的臉上泛著紅光，皺紋鮮少，與我心目中重病的高老師判若兩人。
這些年來，耳聞高老師健康狀況極差，患有癌症、帕金森病等。28日晨出發前，收到了嚴老師的郵件，他寫到「有許多話要說……」，其中還附有「高臯帕金森病現狀」的PDF文件。我猜測這可能是話題之一，應該先予以了解，盡量不要影響之後對話流暢，於是匆匆打印下來。7點不到我們就開車上路，路上我讓陳敏閱讀給我聽。
這些年來的傳聞，在嚴老師的文中有了清晰的描述，他們一家流亡海外三十餘年，嚴老師夫婦與兒子一家，在法國、美國聚合離散的揪心往事。高老師的長期勞累和憂慮，她被確診患了癌症，又加上帕金森病。不幸的是，2019年嚴老師也經歷了一次心臟大手術，整個胸腔被打開。那些住院的日子裏，兩位重病的老人互相牽掛與擔憂……。一方面令人感悟到那種無奈的暮年悲涼，另一方面又從中體察到二老的相濡以沫、惺惺相惜。2020年，嚴老師「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愈來愈臨近終點」，為了與兒子一家團聚，兩位八十歲的老人，竟然自行完成了跨洋舉家搬遷的大工程。一家人團聚喜悅之後，生活還得回到漫長的現實中來。嚴老師說：他們巴黎生活的寫照是：「一個還能自理的病人伺候另一個不能自理的病人」，一日復一日……。
見到高老師的那一刻，相聚的喜悅，暫時沖淡了我對她帕金森病現狀的憂慮與心疼。高老師喜上眉梢，我們一行人眉開眼笑，我攝下了高老師的神態笑貌，在時光熒屏上留下了珍貴的記憶。
「帝師伯樂」的嚴家祺
嚴家祺的名字，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可謂是如雷貫耳。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是大陸的風雲人物，尤其是他的《終身制和限任制》以及《首腦論》等著作，馳名全國。從性別一般原理來說，雄性本能，因擇偶競爭，延伸於面子至上、爭強好勝、地位攀比，而權力與地位，又是彰顯男人魅力的標尺。基辛格也曾說過：「權力是最好的春藥」，對那一時代的中國青年來說，《首腦論》一書，無疑成為一帖春藥，一種誘惑，抑或是權力秘經。
今天中共的「三朝帝師」王滬寧，用嚴老師的話說：當年他一直跟隨著我，為我提包。嚴對王有知遇之恩，可說是伯樂。嚴老師曾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有權舉薦一名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嚴老師推薦的是王滬寧。沒有嚴老師的舉薦，江澤民、胡錦濤就不會認識王滬寧。故此，嚴老師是名符其實的「帝師伯樂」。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嚴老師流亡法國，同年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在海外民運的30餘年中，中國民運的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但筆者始終在民陣組織中，從未另辟蹊徑、改換門庭。
從中國反對派陣營來說，儘管民運組織眾多，名稱不一，但大家的初衷，均是反對與推翻中共專制獨裁，重建民主共和。所以中國的民運圈，同樣又是政治、經濟利益的社會生存形態，也算是江湖日上，中共不倒，江湖不靜。
那天，嚴老師與廖天琪和筆者一見面，他就說：我看到你們兩人一直堅持歐洲「民陣」工作，很活躍，美國就不見「民陣」了。按江湖之道而論，其實人即江湖，有江湖就一定有「民陣」。
嚴老師述說不完的話題
詩云：「未遑少留驟遠別」，相聚不易，無法停留太久，又得匆忙道別……。嚴老師打開了話匣子，抓緊每一分一秒的敘述著，談及他幾十年命運經歷的感受、感傷與感嘆……，有時也向我們提出問語與征詢，我們自然領悟，都會適時回應與表述，只是嚴老師聽力不佳，我們最終選擇了靜靜傾聽、默默領悟他的命運呢喃詩章……。
嚴老師肯定了「國是會議」，認為這是展示態度、力量與目標的方式，總得有人站出來，魏京生做得對，做得好！他表示：如果我在美國，也會參加這樣重要的會議，推進國家憲政民主制度毋庸置疑，中國的問題，總得有人前赴後繼去承擔歷史重任。後來，我收到了一些謾罵魏京生和「國是會議」的郵件，我不同意，置之不理。
嚴老師還提到了民運人的現實問題，面對人到暮年，他說道：我們無需自責、後悔、氣餒與悲傷，我談三點自己如何面對暮年的經驗：一、有希望；二、有關愛；三、有事做。比如我吧，晚年舉家跨洋搬遷，從美國又搬回法國，就是為了尋找家庭團聚的希望。親人、朋友、同仁之間的友愛與關愛，這是人生活在世上的氛圍和土壤，比如我與萬潤南就是好朋友，我珍惜這份友誼，這是有關愛。我一直沈浸於寫作，自覺時間不夠用，每天清晨4、5點起床寫作，這是一天之中靈感最好的時候，這就是有事做。有事指的是積極意義方面的事，用它來充實自己的生活……。
我聽懂與理解了他的一字一句，雖然我們天各一方，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走在相同的政治理念征程上，沒有捨棄、退卻與怨言，我敬佩嚴老師身上的崇高境界與純潔品質。
此時，我驀然醒悟，嚴老師事前發給我「高臯帕金森病現狀」一文的意義，是不希望他們生活的煩惱與雜事，影響到我們在有限時間裏的談話。
我們在嚴老師家裏聚餐，嚴老師一早就燉了一大鍋濃郁的雞湯，慈萍也從13區亞洲飯店打包了許多熟食，美味佳肴滿滿當當擺了一大桌。
與萬潤南相聚不負韶華
我們在歡聲笑語中與老萬、李姐相擁相聚。李姐不忘提醒：上次見面是2020年的疫情前。是呀，時光荏苒、稍縱即逝，一晃又過去了三年有餘，我意識到自己的疏忽，許諾在前，卻讓人遲遲不見「第二個靴子」落地，於是隨即表示：「以後我們每年會拜訪老萬一次。」老萬沒有反應。老萬說：「朋友對我說，什麽時候我想去看望你？我回答：要看我就快來……」老萬有句口頭禪：「我現在過去的每一天，都是賺的。」那天他又重覆了一遍，我內心一陣悵惘與悲涼，想起嚴家祺提到民運人的現實問題，如何面對暮年？我注視著老萬，他卻全然不覺，就像是在說「吃過了……」那麽隨意。
老萬是上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年代民營經濟的開拓者，我知道萬潤南的名字，就是在那個年代，記得兩件事：一是，當年我在國營企業擔任宣傳科長、計劃經營科長期間，時常使用蠟紙印刷，後來購買了四通公司的打印機產品，記得再往後又購買了四通的電腦。二是，這一時期中國尚處在計劃經濟階段，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已進入中國政治思想領域，企業渴望與市場掛鉤。企業的生命力建立於市場基礎之上，而適時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便需要跨越計劃經濟欄柵，走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道路。當年萬潤南領導的四通公司，作為民營企業，就是在市場中尋找發展機會，對國營企業的青年管理者來說，真心羨慕並感到振奮。我也曾寫過《適時調整產品結構是企業發展的生命力》論文。
老萬是民主中國陣線第二、第三任主席，在我眼裏，成功領導者的基本要素是：要有格局，即高屋建瓴、遠見卓識；具備主見與能力，即集智慧、言行、謀略、膽識為一體；再則就是「情緒智商」，即心胸豁達，患難與共，不僅能掌控自我情緒，更要懂得調節他人的心情，讓眾人願意追隨。老萬就是這一類人，在我心目中，他是民運圈的智者前輩，身上總是煥發著一種睿智、親善與魅力的光環，與人談話時，總是娓娓道來一些閃光的真知灼見，他還會顧及談話對象，留下足夠的交流空間與情愫，真是難能可貴。所以我們喜歡與老萬聊天，由此歐洲之聲特意設立了【閑話三人行】欄目，在台灣《銳傳媒》和美國《雅虎yahoo》等都有刊載。
老萬的儀式感特強，中午的聚餐，老萬說吃流水席，從中午吃到晚上。桌上已放著幾瓶2018年的波爾多葡萄酒，慈萍如約從13區訂購了一些外賣涼菜，我們從葡萄牙海鮮餐館訂購了一些烤大蝦、五分熟牛排、海鮮粥等，李姐也準備了烤三文魚、水果等，老萬說，這次我們就不做專欄討論了，大家一起聊天行樂為主。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在老萬小屋前合影道別時，老萬提示攝影者掌握畫面的構圖：一要注意小屋的屋頂，二要注意「87」門牌號。李玉在一邊嚷嚷著：「他又來了……。」我倒是理解：這屋頂的畫面，銜接著歐洲的建築傳統與自然美的遐思，體現了童話小屋的鄉間風情。
歷史不會忘懷他們
茫茫的黑幕尚未掀開，公雞總是首先意識到新一天的來臨，破曉鳴啼，告訴世界：天亮了！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有些人就像這破曉的大公雞，總是率先站出來，掀開歷史的新一頁。在我心目中，魏京生、嚴家祺、萬潤南就是這樣的先行者、開拓者。人類社會每一次的變革和革命，或者說發展和進步，從來就離不開這樣的報曉者。
舉梵高畫作為例，他是20世紀後期印象派畫家中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吃土豆的人們》、《向日葵》、《星夜》、《麥田上的烏鴉》等享譽世界。殊不知，梵高在1890年死之前，都不敢稱自己是畫家，生前唯一出售的一幅畫，還是弟弟出資找一托收購。梵高弟弟相繼去世後，是弟媳喬安娜在抽屜裏發現了梵高兄弟的通信，喬安娜讀過梵高信後，被深深觸動，也被梵高的人生和創作所吸引。自此，喬安娜通過自己勤奮、智慧的工作，經常將梵高的作品借出展覽，並整理與發表了梵高浩繁的書信，使得更多人可以看到梵高的作品，了解梵高的藝術思想，一步一步地使世界了解與認識了梵高。100多年後的今天，梵高肯定無法想象，他的作品竟然為普羅大眾甚至名人爭相追捧。
梵高畫作的普及與認識尚且如此，更何況有關國家的政治制度學說的普及與實踐。正像萬潤南經常勉勵大家那樣：「成功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在我的心目中，萬潤南、嚴家祺是開拓者，更是成功者。我們不能以經濟收入、生活品質、健康狀況、社會地位等論成敗與英雄。
自然界生命分陰陽，人類社會也存在陰陽。人類發展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每前進一步，都留下了反對派偉大貢獻的足跡。馬丁路德的新教學說挑戰，在宗教界引起了一場改革，使天主教趨向人性化和世俗化。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一次挑戰、修正和完善，出現了一大批完善、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使人類社會跨進了新的發展階段。人類歷史就是在這樣的鬥爭、調和、修正與完善中螺旋形上升和發展。
要求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新問題，是人類發展的傳統課題，只是今天的遣詞用語在不斷更新，民主運動是今日世界的潮流，是今日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今天的中國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從官僚體系的腐敗、社會經濟分配的懸殊、社會矛盾沖突的日益尖銳中，都暴露了中國制度性的不合理，政治體制變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在挑戰中完善，在改革中發展。
為什麽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數十年原地踏步，毫無進展？原因很簡單，在社會政治體制的主體力量之一——異議人士、反對派缺席的狀況下，這種社會變革注定沒有任何前途。中共政府將這些人士，要麽趕出國門，要麽置於冷板凳，要麽投入大獄，把當代的商鞅、王安石們一個個趕出政治體制擂台。可以想像一下，沒有主角的戲劇，能有什麽結果呢？
結語：生命可以結束 理念決不終止
離開巴黎之前，慈萍約大家一起去了巴黎蒂亞斯公墓中國民運墓園。蒂亞斯公墓園區非常大，我們駕車抵達73墓區的中國民運墓園，這也是巴黎華裔移民的墓區，在一片黑色的大理石墓碑群中，一眼就能望見唯一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墓碑，突兀其間，這便是中國民運墓碑。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印刻著：
為推進中國第五個現代化
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魏京生、萬潤南敬立
我意識到嚴老師提到的中國民運現實問題，佇立在墓碑前的我，感悟萬千，魏曉濤、張健已經沈睡其中……。
我熟識他們兩人。我與魏曉濤共同參加了兩次會議，2003年的法蘭克福會議和2006年的柏林會議。2003年是民主中國陣線總部換屆大會，我出任理事會秘書長，魏曉濤在會上積極鼓勵與支持我的工作，會上他站起來激情發言，呼應與支持我的建議，自此我記住了魏曉濤。2006年柏林會議，規模甚大，我具體負責會務工作，期間有人找我抱怨和指責，又是魏曉濤過來把人拽走為我解圍。在對待魏京生的接待與安排上，會務主辦方是有欠缺和欠妥的，我也找魏曉濤協調與溝通，他安慰和讓我放心，說他們理解的，沒問題。我一直記著魏曉濤的好，覺得有虧於他。大約是2016年，老魏約我在巴黎與他見面，其時我已聽說魏曉濤得了重病，也想借機看望他，最終未果，甚是遺憾，好人不會被人遺忘，我會記住魏曉濤。張健是民陣總部理事，曾任監事會主席。
在墓碑前，我們哀悼與懷念已經謝世的民運友人，但活著的民運人十分清楚：生命可以結束，中國民運實現中國憲政民主制度的理念與追求，決不會終止！
《銳傳媒》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