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中國“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際，正在獄中服刑的中國著名人權律師許志永的第二本書《美好中國》正式出版。這本書描述了作者的成長經歷以及中國社會的變遷，梳理了他在法學院讀書期間不斷汲取人權民主思想，最終投身中國法治和自由事業的不凡人生。在法治意識尚十分模糊的年代，許志永便與另外幾位法律學者創辦了公盟，開始公益維權活動，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從而成為最活躍的人權律師和公民維權的領軍人物。他們曾不遺餘力地為公民社會吶喊，建議完善中國憲法人權保護條款，建立完整的人權保護體系，並不顧個人安危，對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法律保障問題展開調查研究。。。許志永多次身陷囹圄。2023年，他受到“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獲刑14年。 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連線到曾與許志永共同發起新公民運動的著名法律學者、人權律師、現旅居美國並在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任客座教授的滕彪先生，請他就許志永所著《美好中國》一書來談談他的感受。
法廣：您曾與許志永等人權律師一道積極投身於公益維權活動。作為當年的熱血青年，你們在中國法律改革的過程中，運用法律武器捍衛公平正義。如今卻命運各異，當您讀到許志永的這部《美好中國》一書時，有着怎樣的感觸？
滕彪：我有參與許志永這本《美好中國》的編輯和出版，所以感觸非常多。從2003年開始，我和許志永還有其他很多維權律師、維權人士一起，推動和見證了中國維權運動的發展。中國維權運動從無到有，經歷了一個相當坎坷的過程。一般認為，維權運動，或者叫公民維權運動，是從2003年興起的，孫志剛案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公盟在維權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非常突出的角色，許志永也在整個運動中，在整個維權團體當中，起到了一個非常核心的作用，可以說是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從2003年之後的幾年內，中國的維權人士普遍有着非常樂觀的情緒。我們覺得用維權的方式，拿起法律武器來捍衛憲法、法律賦予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這是一個能夠推動中國走向法治、進而走向民主的一個絕佳的途徑。我們把憲政、人權、法治、民主、理想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切身的基本利益——尤其是一些經濟利益——結合起來，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維權運動也在那個時候——基本上是胡錦濤、溫家寶主政的10年——有了比較快的發展。按照我的梳理，在習近平上台前，中國的維權運動呈現了政治化、街頭化、組織化和國際化的趨勢。可以說，在共產黨專制體制下，公民維權運動能夠有這樣的發展、這樣的成果，還是有點出人意料，雖然從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下去分析的話，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正是因為民間自由力量的發展勢頭迅猛，讓中國政府感到了威脅。在他們看來，民間維權運動，或叫公民社會、自由派或民權運動也好，已經威脅到了現有政治體制、威脅到了共產黨的統治。所以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就逐步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當然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對民間的騷擾、打壓一直都沒有停止，但是習近平上台之後的鎮壓，從規模、力度、徹底程度都很不一樣，可以說是一種清洗。
從維權運動登上舞台的2003年開始——當然許志永個人參與維權更早一些，從1990年代後期就已經開始——到現在，22年過去了，中國的法制在大踏步地倒退，許志永和其他很多維權人士、很多良心犯現在還在監獄中受難。中國現在和22年前相比，離自由民主更遠，政權對民間的監控、對社會的監控更加嚴密，這是讓人非常失望的。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因為有那十幾年的人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中國還是有希望的。或者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和毛時代的中國社會是很不一樣的。雖然習近平的很多做法、想法與毛有相近、相似的地方，甚至有超越的地方（比如高科技的運用），但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民間社會的覺醒和自組織能力，民眾的法治意識、人權意識和社會的連接，以及維權運動、非政府組織、層出不窮的群體抗議活動所帶來的民間的歷練。民間社會的自由精神、自我管理、自我組織，這是和毛時代非常深刻的不同。
當然國際環境也不一樣了。中國共產黨經常說東升西降，中國的專制力量在上升，而西方的民主力量在下降，甚至在蛻變。全球的自由民主指數在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志永這樣的良心人士、民主人士仍然在坐牢，為他們的呼籲得到的國際回應也越來越少。這是很令人感慨的。
法廣：許志永在《美好中國》一書中，使用“十年”這樣一個詞，詳細地描述了你們在2003至2013年間，為建立自由平等社會、捍衛自由公義、推動民主法治；為建設公民社會、為中華憲政文明轉型，“努力了十年、戰鬥了十年、執着前行了十年”。您能不能談談，您認為你們在十年間不遺餘力地推動的“新公民運動”在中國社會留下了哪些印跡？
滕彪：從2003年到2013年這十年多的時間，是中國公民運動、維權運動發展比較快的時期。當然許志永為推動中國的民主人權事業的努力不止十年，從2000年之前就開始，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4的世紀。就那十年來說，許志永、我們的公盟群體，做了很多事，參與了很多公共的、有影響的事件。孫志剛事件中，我們的努力、包括民眾的強烈呼聲，讓一個明顯違憲、明顯侵犯人權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那之後，我們就成立了公盟。我們經常開會，經常藉助一些有影響的個案，提出一些倡議，開展一些行動。比如要求廢除勞教、廢除戶籍制度。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聯名呼籲完善憲法的人權保護條款。我們綜合記錄中國的人權狀況，出版了一些人權發展報告。我們發起討論會，發出公開信，呼籲中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我們徵集受害者信息，把他們組織起來，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幫助他們談判，爭取到更多的賠償，這裡面我們做了大量的瑣細的工作。我們還鼓勵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開法，要求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部門公布與民生、與民眾權利、公共利益相關的政府信息，推動公民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與區、縣一級人大代表選舉，許志永自己也兩次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後來有更多的公民去積極參選區、縣人大代表，雖然由於政府的限制和操控，能夠成功當選的很少，但是這個運動對於民眾提高權利意識，對於民眾了解中國選舉的狀況，是非常有意義的。 2008年推動北京律協直選也是一個重要的活動，公盟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和很多律師一起推動律師協會的民主選舉。
關於上訪制度，許志永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經常扮成訪民，在各個訪民集中的地點去採訪他們、了解情況、幫他們維權。有好多次，他被當作訪民被毆打、被抓起來。 我們介入臨沂暴力計生案和陳光誠案、鄧玉嬌案，介入大量的冤案，錯案。江西樂平的案件、承德陳國清案件（四名出租車司機被冤判死刑），貴州的楊明案、何勝凱案、遼寧的冷國權案、廣東的甘錦華案等等。我們長期關注了很多起死刑冤案錯案，在維權律師的不懈努力之下，一些被冤枉的公民被平反、獲得自由。
再後來公盟發起了“公民承諾“，這也是新公民運動的前身，2012年正式啟動了新公民運動。它主要有三項活動，一個是教育平權運動，一個是要求官員公開財產，一個是推動公民同城聚餐。教育平權運動的目標是消除中國在教育資源分配上的極度不公平，我們要求保障城市裡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正常運營，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戶籍限制，等等。教育部迫於壓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隨後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開放或者承諾開放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公民同城聚餐也很有意思。我們發動各個城市有共同信念的、最關心公共事務、關心中國法治人權的人，以聚餐的名義，大家一起來聚會，不是簡單地吃吃喝喝，而是按照羅伯特議事規則來討論問題。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做法，從民間、從最底層做起，去參與公共討論，去實踐民主。
公盟在那個年代留下了很多歷史印記。公盟可以說是那時候中國唯一一家敢於觸碰大量敏感問題的民間機構，反腐、酷刑、拆遷、上訪、計畫生育、戶籍制、選舉、言論自由、西藏問題，等等。
法廣：20多年來，許志永一直堅持不懈地在為中國的法治和民主而奮鬥。即使在獄中也沒有放棄信仰。您認為，在許志永追求的《美好中國》與當今的極權模式之間，中國未來前景將會是怎樣的？
滕彪：在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我和孔傑榮教授合寫了一篇文章《許志永VS習近平》作為序言。他們兩個人代表了中國兩種政治前景、法制前景。一個是許志永所呼籲、所踐行的法治、民主的中國，用許志永和公民運動的話，叫 “自由、公義和愛的美好中國”。習近平所代表的是一個極權專制的、黨控制一切的中國。法律被當作鎮壓民眾的工具，是韓非、商鞅他們所理解的那種法家的法，和許志永所推動的rule of law這種法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當今中國是一種高科技極權主義，有人管這個叫 “市場列寧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等等，總之它是和奧威爾的《1984》非常類似的，甚至在很多層面上已經超過了《1984》的想象，是一個數字歹托邦（“digital dystopia”）。我在一些訪談里提出，中國目前的體制幾乎符合法西斯主義的全部特徵。
很顯然，習近平所推行的這種中國模式，正在壓倒許志永所呼籲的、設想的中國模式。現在對言論思想的審查越來越嚴，洗腦也是越來越有效，很多中國人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美麗新世界，一個比民主國家更好的體制。所以我曾寫到，“最可怕的專制，不是人們的抵抗被不斷鎮壓的專制，而是讓人們覺得沒有必要進行抵抗，甚至讓人們自動捍衛的那種專制。” 在可見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內，我覺得這種趨勢很難改變。
我曾經和黎安友教授開一門課“中國會不會民主化？”我們討論了影響中國政治轉型的十大因素，包括黨國體制、黨內競爭、經濟因素、民族因素、民間的抵抗、科技因素、國際關係因素、意識形態因素和歷史因素等等。要想更深的去理解中國的政治前景，應該仔細考察這些不同的因素。不過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我覺得中國必然是會民主化的，中國人也一定會享有基本的尊嚴、實現自由民主。目前中國政治的也越來越充滿不確定性。我一直有個說法，如果中國政治再過20年還沒變，或者過3個月就發生了巨變，都不應該感到震驚。
法廣：在閱讀這部書籍的整個過程中，不難感覺到：作者始終充滿樂觀情緒，無論是在描述維權的過程，還是在講述種種遭遇，他沒有怨天尤人，始終充滿信心。他還在書中提出對未來中國法律和政治的構想，您對此作何評判？
滕彪：嗯，我覺得行動者一般都是樂觀主義者。如果對未來沒有希望，可能早就放棄行動了。許志永的樂觀精神是非常突出的，無論是2003年前後那種氣氛、民間空間比較寬鬆的時候，還是後來非常嚴厲地鎮壓、清洗的時候，他都沒有放棄樂觀的期待。他寫到：中國的黎明將至。因為他看到的是經濟全面危機、政治全面倒退、文化全面凋殘、外交全面失敗、共產黨的全面地失去人心。許志永和很多令人尊敬的中國行動者一樣，所接觸到的人，大都是行動者、反抗者、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和覺醒者。這給了他極大的鼓舞。
不過，冷靜客觀地分析的話，過度樂觀恐怕會帶來判斷上的偏差。因為他所接觸到的基本上是同溫層，他看到的90%以上的人都是要改變現狀的反抗者，是民間的健康力量。但是這些人實際上是中國的少數，只佔中國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14億的萬分之一，是14萬。中國如果能有14萬勇敢而清醒的反抗者，也相當不錯了。而絕大多數民眾對這些事情完全不了解或者漠不關心，他們遠遠談不上是覺醒者或者同情者。所以我覺得這種樂觀，一方面給了他巨大的力量，讓他一直沒有放棄行動，這是令人非常欽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會造成行動的一些偏差；甚至有些人覺得，我現在可以去做一些極其危險的事情，哪怕判我二十年、三十年入獄也無所謂，因為共產黨撐不過三、五年了。這種判斷恐怕是相當危險的。
我覺得有時候絕望也會有力量，並不是犬儒主義、投降主義那種絕望，而是對現實並不抱有期望，但是仍然堅持理想、堅持原則、努力行動。也就是說，不管理想的目標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實現，我都為為此奮鬥。這樣的話，也許一方面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另一方面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避免對形勢的誤判。
許志永對中國未來的政治模式有很多思考，有不少文章討論如何實現政治變革。行動者的思考和思想者的行動，都一樣珍貴。在他看來，通過公民聯合、公民行動的方式，恐怕是最理想的轉型模式。它是一種不流血的和平革命。通過公民社會的成長，迫使當局接受談判。也許有一個圓桌會議，然後共產黨被迫去讓出一部分權力，被迫去開始選舉。然後呢，中國可以非常順利地實現民主化。像台灣、韓國、捷克、波蘭等等很多前專制政權實現了民主轉型，沒有流血、或者沒有太多流血、沒有社會的劇烈動蕩，這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恐怕已經喪失了和平轉型的機會，這種和平民主化的窗口期恐怕已經結束。比如說1989年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屠殺，中國錯失了實現民主的一個絕佳的機會。那之後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隨着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出現了維權運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就像許志永設想的那樣，讓民間社會逐步壯大，然後迫使當局來接受民主轉型。但恐怕這個機會已經過去了。
1989年在天安門，中國共產黨已經清晰地作出了決定：他們不允許民主化，不會接受多黨制。習近平上台之後，恐怕這種選擇也更加清晰、更加堅決了。許志永和一些中國的行動者、一些知識分子所設想的那種平行社會、平行文化，像哈維爾、米奇尼克他們所設想和踐行的平行社會的這個方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很難在中國發展。雖然我覺得這種努力仍然是值得倡導的，但是共產黨不會允許民間力量繼續成長壯大，從而威脅到專制體制。許志永的入獄就是一個明證。共產黨開始搞“七不講”，加強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清除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等等。所謂的“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所謂的“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些方面共產黨都已經做出了非常明確的選擇。
我當然希望中國能按照許志永所設想的方式去實現民主化。但是現實地來講，這個可能性是比較低的。所以我們也很難不為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擔憂。不過，退一萬步說，我們還是應該為這樣的可能性努力，即使只有一絲的和平革命的希望，我們也應該繼續為此去努力。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