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閱廖宗澤將軍的人生軌跡時，筆者才意識到歷史並不是簡單的陳述過去，它往往令今人意外，遠遠超出現有的記錄。
1926-1928年間，中共建軍之初，在建立紅軍的開創者中，一個個都是年輕的勇者，初出茅廬，楊闇公、周恩來、毛澤東、劉伯承、朱德、陳毅、林彪、聶榮臻、徐向前、李先念等，一大串中共後來的高官們，當年與廖宗澤一樣，組織與謀劃了一次次武裝起義，除了劉伯承、朱德在舊軍閥中混出了模樣，諳熟於戰場對弈謀劃，餘者憑藉滿腔激情，義無反顧，馬革裹屍，浴血沙場。廖宗澤也算是中共建軍之初的領軍人物了。
早些年在網絡上閱讀到一份民國史料，說廖宗澤將軍曾擔任紅軍政委。問題是歷史上曾擔任紅軍政委者無數，因為紅軍政委，可以是連政委（後改為指導員）、營政委（後改為教導員）、團政委、師政委、軍政委、方面軍政委，中共軍隊里的著名開國「三楊」上將中，楊成武、楊勇就是從小政委升到大政委的，而楊成武就是從連政委一路幹起……。毛澤東、張國燾、聶榮臻、鄧小平、楊尚昆等，都是政委出身。所以，起初筆者並未對政委一說，特別敏感，或者感覺有何不同凡響。
車爾尼雪夫斯對歷史有個說法，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進的，有時穿過塵埃，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澤，有時行徑叢林。是的。尋找真實的歷史，就得有穿越塵埃、泥濘、沼澤、叢林的精神，去撥開迷霧，從文過飾非、遮遮掩掩的殘缺歷史中，揭開「被遮蔽的歷史」。
因為廖宗澤聽從了蔣介石校長的召喚，重新回到了國民政府那一邊，他的歷史就被徹底改寫，正如後來劉伯承憤怒呵斥道：「廖宗澤，你原本是與我們站在一起的……」，當被中共視為「叛徒」時，別說是那段歷史被塗抹和勾銷，連生命也可能被銷毀和奪去。
其實，廖宗澤的那段歷史，並不簡單，他曾全身心地投入和參與了中共軍隊初建時的一次次起義，以及在建立紅軍、特別紅四方面軍的建設中，均留下了他的歷史足跡……。
63、「八一建軍節」背後的疑惑
維基百科這樣表述：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俗稱「八一建軍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日期為每年的8月1日。
中共新華網：「八·一」南昌起義，1927年8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掌握的北伐軍2萬多人在江西南昌發動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武裝鬥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南昌起義結局與瀘順起義一樣，至9月底，遭遇了強軍鎮壓，其中2個師投降，兩個月不到，最終於湯坑大敗，後譚平山、周恩來、劉伯承、賀龍、葉挺等主要負責人離隊，分別前往香港、上海。
1949年7月31日，新華社為紀念「八一建軍節」寫的社論稿，呈報毛澤東審閱。毛在文稿上加了一段文字，「南昌起義及當時全國各地的許多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的」……，「22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告訴我們，在任何一個驅逐敵人建立人民政權的區域，不可避免地要經過一個困難的時期。」
其中的疑惑躍然紙上：
一、1926年12月1日，由楊闇公、劉伯承、黃慕顏、朱德、童庸生、廖宗澤、吳玉章、陳毅等領導的瀘順起義，可說是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早於南昌起義9個月。以劉伯承為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黃慕顏為副總指揮兼第1路司令，秦漢三、杜伯乾、陳蘭亭、袁品文分任第2、3、4、5路司令，超過兩萬餘將士參加了起義壯舉，起義勝利後，瀘城各機關團體120多個單位及各界人士6萬多人，集會慶祝起義勝利。起義軍堅守瀘州長達6個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裝鬥爭的一次重大行動。顯然被毛澤東排除在外，真實的歷史寫照應該是這樣的：「23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告訴我們……」。
二、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此紀念日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
確定建軍節時，楊闇公早已被處死。彼時中共的領導人是博古（秦邦憲）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而周恩來享有舉足輕重的權威。毛澤東當時遭遇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已被解除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並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毛完全被排除在軍委之外，實際上的「靠邊站」。這裡的爭議不在毛澤東，他的「秋收起義」是在1927年9月9日，南昌起義確實在先。關鍵是將楊闇公被遺忘了，是典型的世態炎涼、人走茶涼？還是居功自恃，貪天之功？
中共黨內高層有這毛病，舉一例子證明。
1989年11月，85歲高齡的鄧小平接見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寫者時，回憶淮海戰役說：「淮海戰役成立了總前委，由五個人組成，其中三個人為常委，我當書記。毛主席對我說：『我把指揮交給你。』這是毛主席親口交代我的。淮海戰役的部署決策，是我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主持決定的。」總前委「五個人」中另外四位是：劉伯承、陳毅、譚震林、粟裕。歷史上中原野戰軍，俗稱「劉鄧大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在國共大決戰的「三大戰役」之一淮海戰役時，中共中央命令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共同擔任作戰任務，組成總前委：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粟裕。
林彪是東北野戰軍，任司令員，也兼任前委書記。同樣是前委書記，林彪與鄧小平是不能相提並任的，林彪指揮了「三大戰役」中的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勝利，指揮能力是貨真價實的。淮海戰役有老將劉伯承，前線總指揮是粟裕。
楊成武在任總參謀長時，在全軍軍以上幹部會上點名道姓批判鄧小平說：鄧小平與林彪攀比，「鄧小平自認為『你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我從南京打到成都』，『你有遼沈戰役，我有淮海戰役』」。楊成武道：鄧「自以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勞都歸到他的賬上。」
顯然，鄧小平把「淮海戰役」佔為己有。粟裕有個說法：「我覺得這不僅是個人問題，它關係到正確總結華東解放戰爭的歷史。」一向低調的粟裕明確說：「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
林彪與粟裕，從南昌起義就在一起，起義失敗後，1927年11至12月，林彪任2連連長，2連指導員是粟裕，據說兩人脾性相似，低調為人，品格、姿態、風度、修養等均佳，但在硝煙戰場上，異常強勢神勇。傳說兩人一生是惺惺相惜。
譚震林（華東野戰軍副政委）曾為鄧的大言不慚，一發沖天之怒，十分氣憤地說了八個字：「貪天之功，無恥之尤！」
故此，抹殺與埋沒瀘順起義的歷史定位，難逃「無恥之尤」定理。1972年，周恩來曾反覆檢討那一時期「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但周恩來欠楊闇公一個說法，不知他們在天堂是如何論之的？
在中共建軍歷史上，也留下了廖宗澤的心血與足跡。
64、鄺繼勳與廖宗澤
廖宗澤與鄺繼勳的這段歷史，基本被屏蔽掉了，一個原因廖是戰犯，另一個原因廖尚未特赦就於1971年病逝了。這樣一來，不僅中共官方沒有廖宗澤革命歷史的記錄，有如文強似的，廖宗澤自述歷史、著書立傳的權利也同樣失去。比如：瀘順起義、遂寧起義、蓬溪起義、廣漢起義等都是例子，廖宗澤與楊闇公、劉伯承、朱德、陳毅，及後來的曹荻秋等關係，後面還會談及。曲終人散，物是人非，很少有人會去認真記述廖宗澤的那段歷史，有的選擇故意遺漏，有的選擇掩蓋真相……，總而言之混淆視聽，留下了一段漏洞百出的歷史。
廖宗澤是中共早期黨員，1926年從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後，隨朱德入川開展革命工作，在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的領導下從事士兵運動。先後參加了瀘州、順慶起義和遂寧、蓬溪起義，起義失敗後回到成都，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兼兵委書記，繼續投身於在川軍士兵中發展革命力量的艱苦工作。[1]
這段文字只是籠統的描述。要說明的是：
6月下旬，瀘州與順慶起義失敗，廖宗澤7月便在同鄉黃隱的江防軍司令部任少校參謀，並擔任川西特委委員、兼兵委委員，也有說兵委書記，他的第一個工作重點就是鄺繼勳和第七混成旅。
對鄧錫侯與黃隱來說，第七混成旅，特別是鄺繼勳，雖有其所長，卻有令人煩心之短，此人就是個麻煩的燙手山芋，是他們的心結心病，總得找個機會，有個良策處置。好了機會來了，借助於楊森同盟軍發動倒軍閥劉湘的「下川東之戰」，支走了第七混成旅，讓這支染了「紅」色的隊伍遠離成都。
但對廖宗澤來說，雖說完全是另一種解讀，但也令他傷透腦筋。這一段時期，中共中央要求發動武裝暴動，這就需要盡可能多的掌握一些軍隊。所以兵運工作，是廖宗澤的重中之重，第七混成旅和鄺繼勳成為他的重點工作對象。
隊伍被帶出成都不久，鄺繼勳便擔任了「代旅長」，這無疑成了中共自己能完全控制的一支3千餘將士的武裝力量，至於這支隊伍怎麽帶？又如何使用？在中共的各級機構中，不斷發生著齟齬與矛盾……
說廖宗澤參加遂寧、蓬溪起義，而沒有說領導，有一定的道理。第七混成旅前期的中共組織建設與兵運籌備工作由他負責，臨起義前中共四川省委、川西特委等領導人內部意見不統一。1929年6月省委羅世文、劉願庵去了第七混成旅，領導工作應該是交接了。
在這之前，廖宗澤一直是第七混成旅的兵運工作直接領導，筆者的理由是：
1、廖宗澤是川西特委兵委委員，也有說是兵委書記，負責整個川西的兵運工作，第七混成旅駐防地是彭縣，在川西區域內。
2、廖宗澤的公開身份是江防軍司令部黃隱的中校參謀，第七混成旅隸屬於黃隱管轄，也是國民革命軍28軍1師轄下的隊伍。
3、這一年多，四川省委書記從傅烈、張秀熟、穆青3人，輪軸轉換，他們不是軍事人員，省委組織系統一直處在變更變動，且與第七混成旅聯絡不一定方便，難以建立穩定的聯絡。
合理的結論是，鄺繼勳背後的直接領導人就是廖宗澤。
廖宗澤了解鄺繼勳，太猛太粗，缺乏謹慎與仔細，在軍隊中發展中共組織，是謹小慎微的工作，必須是悄悄地進行，低調地推進。鄺繼勳是平民出身，本性難改，雖然廖宗澤無數次的提醒與強調，但還是驚動了黃隱與鄧錫侯。
65、強調「兵委」埋下禍根
《文強傳》有這麽一段描述：
鄺部的軍官有40%都加入了中共，這本來應是好事，可是在受到左傾思想影響的四川省委看來，卻成了壞事，因為「長官階級」是與「士兵階級」相對立的階級，黨組織中軍官占到這麽大的比例，顯然是階級成份不純的表現，是抹煞階級鬥爭的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因而，省委一再對此進行申斥，並要求鄺部黨組織必須動員和組織士兵群眾開展對長官的革命鬥爭。
鄺部的上級是廖宗澤，但涉及到政策性問題，應該由四川省委和上海的黨中央決定。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紅軍初期，也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爭」，一度，毛澤東攜賀子珍離開紅軍，前往閩西「養病」，後由陳毅前往上海向黨中央請示與裁決。廖宗澤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他是無能為力決斷中央政策的。
先說說中共中央的情況。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中共唯一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斯大林、布哈林等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對大會給予指導，布哈林和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參加了大會。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大革命及一系列起義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共領導層知識份子成份太濃，需要加大無產階級出身的份量，於是在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的授意下，中共「六大」開創了「唯成份論」的組織路線，強調工人出身，選出的中央正式、候補委員36人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選出政治局常委5人：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蔡和森，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選黨的「負總責」。
由於強調領導幹部的工人成份，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算是黨的「負總責」，習慣上仍稱為「總書記」。由於向忠發思想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無法駕禦黨的全面工作，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作用。因此，最初掌握中央領導權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蔡和森。1928年9月，回國後的蔡和森，因氣喘病發作，不得不離開領導崗位，由補選為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2]擔任，並成為實際領導人，當時，周恩來、蘇兆征、項英還留在共產國際開會。
再說說四川省委情況。
其時的四川省委代書記是張秀熟[3]，這就是個讀書人，1926年3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成都特支委員，並到江防軍防區江油縣省二中發展組織，建立川西北最早的共產黨組織中共省二中支部。1927年，他曾出任川西特委書記，並兼任中共歷史上的第一任成都市委書記。這一時期與廖宗澤是川西特委的同事，也是領導。1928年3月，在重慶發生四川臨時省委被破壞的「三·九」事件，省委書記傅烈[4]、組織部長周貢植等9名共產黨員遭殺害。4月張秀熟被任命為省委代理書記。
這段歷史說明一件事，說楊闇公曾任四川省委書記，這是後人誤傳。1978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專程赴南昌慰問傅烈的家屬，題詞寫道：「四川人民無限懷念四川省委第一任書記傅烈同志」。
誰知沒幾個月，當年的10月1日，張秀熟在省委機關處理文件時，被王基陵部拘捕，關押在重慶敵衛戍司令部拘押室。直到1936年10月才被釋放。正在川南巡視的省委委員穆青[5]得知消息後，趕到成都，與川西特委書記劉披雲等重新建立起了新的臨時省委，以領導全川工作。
1928年10月初，劉願庵回到重慶，四處奔波尋找原省委委員和共青團負責人，商討召開緊急會議恢復黨團省委事宜。11月時，他聽說有部分原省委委員已在成都建立了中共四川省臨委的消息，他便放棄了在重慶建立黨的領導機關的計劃。於12月18日向臨時省委會議傳達了中共六大的各項決議。這次會上，劉願庵[6]被選為省委常委、宣傳鼓動部主任等職。
這一時期的四川省委，顯然非常脆弱與不穩定。省委書記一直在變動，一年中有3次變動，傅烈、張秀熟、穆青接替，一方面說明鬥爭慘烈，共產黨員的前赴後繼英勇精神，一方面也說明了組織系統沒有連貫性。再則，領導人個人能力的不穩定。如果說傅烈能力甚強，但張秀熟卻相形見絀。由張秀熟擔任四川省委負責人，除了年齡上的優勢，當時是33歲，比廖宗澤年長7歲。但在組織運作，政策理論，軍事素養等方面都很差。
從中央到省委，一是組織系統薄弱與不穩定，二是組織路線上的「唯成份論」，三是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問題，直接削弱與影響了四川的兵運工作。
綜上所述，說明當時的中共組織非常的不成熟，領導層內時左時右的路線、決策，給在基層作實際工作的幹部增添了不少人為的困難，這對具體負責兵委工作的廖宗澤來說，尤為困難。
第七混成旅的兵運工作就是個典型例子，表面上看，這支隊伍幾乎是共產黨掌控著，但是部隊中中共組織系統起內訌，出現了「階級鬥爭」問題，有黨員士兵鼓動群眾向黨員軍官鬧事的現象。個別黨員軍官顯然想不通，憤而辭職離去，其中有鄺部第一個共產黨員鐘克容、與鄺繼勳一起加入中共的第三團團長王漢章等。廖宗澤雖然不能理解這樣組織路線，但是作為川西特委兵委書記，他必須執行黨的政策方針。第七混成旅的黨內士兵造軍官的反，廖宗澤也左右不了。
[1]、摘自《廖宗澤的曲折人生：從紅軍政委到國民黨戰犯》，《東楚晚報》根據《紅巖春秋》編輯，2011年1月22日。
[2]、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1967年），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共，曾一度掌握中央的實際權力。1930年，犯過「立三路線」的錯誤，他曾經「死」過三次，組織和同志們為他開過三次追悼會。中共建政後，他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1967年在北京蒙冤逝世。
[3]、張秀熟：（1895年－1994年），四川平武縣人。年輕時參加五四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秋出任川西特委書記，並兼任中共第一任成都市委書記；1928年4月，張秀熟任四川省委代理書記；同年10月1日在省委機關被拘捕，1936年被釋放。中共建政後，張秀熟歷任川西區教育廳廳長、四川省教育廳廳長、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
[4]、傅烈：原名見賢（1899-1928），江西臨川人。1920年，傅赴法國勤工儉學，結識周恩來、蔡和森、李富春、趙世炎等人，1924年加入中共，隨即與聶榮臻、蔡暢等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1925年夏傅回國。1927年7月，鑒於四川在「三·三一」慘案中大批共產黨員被殺害，黨中央派傅烈前往四川重建黨的組織，開展武裝鬥爭。8月，在重慶成立中共四川省臨時委員會，任書記，即四川省委第一任書記。1928年3月9日，他在重慶興隆巷8號主持巴縣縣委（即重慶市委）成立大會時，突然被警察包圍，不幸被捕，4月3日在重慶朝天門外被國民黨殘酷殺害，年僅29歲。
[5]、穆青：字樹珊（1898～1930），四川合江人，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1920年穆赴法國勤工儉學，1926年初回國，擔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1927年底參加廣州暴動。起義失敗後，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夏回四川，先後任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長、臨時省委書記等職。1930年3月，穆不幸在重慶被軍閥劉湘逮捕，同年5月就義，時年32歲。
[6]、劉願庵：原名孝友（1895—1930），陜西咸陽人。1925年，劉願庵加入中共，同年冬任中共重慶地方執委會委員兼中共成都特別支部書記。1928年4月，劉任中共四川臨時省委代書記，1929年6月，劉領導了鄺繼勳、羅世文等發動川軍第二十八軍第七混成旅的遂（寧）蓬（溪）起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總指揮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後，劉願庵任省委書記。1930年5月5日在重慶被捕。就義時年3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