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伊（Joseph S. Nye）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 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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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主要依靠威懾來實現地緣政治穩定的世界裡，但如何才能證明威懾是有效的呢？
以歐洲當前這場戰爭為例，美國總統拜登從2021年12月就開始警告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旦俄國入侵烏克蘭，美國必將採取多項嚴厲制裁，但未取得任何效果。當美國及歐洲盟友向烏克蘭供應武器，挫敗俄羅斯的計畫時，普丁開始揚起手中的核選項，但西方的援助依然有增無減。
這樣的威懾究竟是失敗還是成功？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它需要評估在沒有威懾的情況下會發生什麼。如果我在門前掛著一個寫著「禁止大象進入」的牌子，而屋子裡確實沒有大象，那是否就算嚇阻了牠們？答案首先得取決於是否有認得字的大象。
烏克蘭戰爭表明風險降低並不總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往往是程度問題。也許期望看到一個鬆散西方聯盟的普丁，相信制裁會失效，但至今未襲擊北約國家的供給線。儘管普丁不斷揮舞核大棒，西方仍繼續軍援烏克蘭，只是一直不願提供更遠端的飛彈系統或先進戰鬥機。
可信度是威懾發揮作用的關鍵：為捍衛一個微小利益而威脅要作出最大的反應，會損害此一信譽，這在一個核武強權要擴大保護傘去保衛一個遙遠國家時尤為明顯。
在冷戰期間，美蘇雙方分別將其核威懾力擴展到西歐和東歐，雖然一些分析家懷疑美國是否會冒著紐約被毀滅的風險，來保衛西柏林這塊孤立飛地，但這種威脅還是奏效了，部分原因是美軍駐紮在那裡。即便所謂的柏林旅規模小得根本無力抵禦蘇聯入侵，但它保證一旦對柏林發動核武攻擊會導致美國人傷亡（與此同時，美國派駐歐洲的部隊——包括核部隊和常規部隊——對蘇聯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干預行動，都無法構成可靠的威懾。）
這段歷史與當前的朝鮮半島局勢一樣，北韓擁有核武器而南韓仍受《核不擴散條約》的約束。近期一項民調發現，超過70%的南韓人贊成發展自有核武庫，但南韓總統尹錫悅4月與拜登會面時，雙方同意美國將在朝鮮半島附近部署一艘核潛艇，並就核武和戰略規劃進行深入磋商，這與美國在冷戰期間與北約盟國的約定相似。
在這個例子中，美國延伸威懾的可信度就像在柏林那樣，經由在南韓駐守28500名美軍而得到強化。這兩個國家被綁成「命運共同體」，因為北韓無法在不殺傷美國人的情況下攻擊南韓。美國在日本的前沿基地也提供同樣的保證，這就是為何美國前總統川普經常叨念要從日韓等地撤軍，這種說法何以如此具有破壞性。
川普的總統任期也凸顯核恐嚇和賄賂的無效。北韓在2017年成功試射一枚洲際彈道飛彈後，川普威脅說將以「世所未見的烈焰與怒火」打擊北韓，但毫無效果。接下來，他嘗試展開直接外交，並在2018年與北韓獨裁者金正恩會面（這是北韓長期尋求的外交政策目標），草率地預言平壤的核武計畫將迅速結束。結果不出所料，北韓並未解除核武裝，因為在金正恩看來，他個人的聲譽與金式王朝的命運都仰賴核武。
而台灣（中國將其視為自身領土）的狀況，則體現了不斷變動的環境是如何考驗那些經過歷史檢驗的威懾戰略。當美國總統尼克森和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在1972年為恢復美中關係舉行會談時，兩人對台灣地位有不同的看法。最終雙方設計一個方案來延後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意指大陸的人民共和國，但認定台灣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同時根據《台灣關係法》向台灣提供武器，但不承認它是一個主權國家。
多年來，美國都拒絕明說是否會保衛台灣。當我以柯林頓政府的五角大廈官員訪問北京時，接待我們的中國人問我，美國是否會為台灣開戰？我回答說沒人能確知，並指出儘管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12日的談話中，並未將南韓納入美國的防禦範圍，但美國在6個月後就加入了韓戰。基於威懾理論家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謂的「留有餘地的威脅」，我警告中國不要試探我們。
一些人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或許應該稱為「雙重威懾」，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中國對台灣動武，也是為了勸阻台灣在法理上宣佈獨立。如今一些分析家擔心，這一戰略正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美國訪台議員人數增加而被削弱。拜登曾在四個不同場合表示美國將保衛台灣，但白宮每次都以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聲明收尾。在這種情況下，引導走向一條避免示弱或挑動事態升級的路徑，對避免全面戰爭具有決定性意義。
歷史提醒我們評估一種威懾手段成功與否，或許是相當困難的，諸如可信度等一些因素對實現預期結果至關重要，但隨著威懾的困境不斷演變與增加，研究該戰略的局限性，對於尋找一種有效手段來說同樣重要。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