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銘刻於記憶中

序《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論壇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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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01

從1984年11月到1987年1月，《青年論壇》總共出版了14期，跨了4個年頭。這本雜志命運坎坷，風雨浮沈，見證了80年代的潮起潮落、風雲流變，是研究中國20世紀80年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標本，值得銘記。它的思想光輝，會記載在時代的史冊上。本文為《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論壇紀事》作者自序。

中國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思想界諸家蜂起、激情澎湃的時代，是中國社會人性蘇醒、青春煥發的時代。我們今天研究中國20世紀80年代思潮，對於延續啟蒙擔當、建立民主法治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結束，緊接著開始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思想解放成為一代人的呼聲。人們從噩夢中醒來，曾經被“革命”、集權、恐懼所禁錮的思想，像巖漿找到出口，在80年代噴射而出。就像胡風在1949年為新中國的成立充滿激情地寫的長詩《時間開始了！》，80年代的人們也是這樣激動：時間開始了！的確，這是一次歷史性的社會轉折，專制集權、領袖一尊、人人自危、紅色恐怖的時代驟然崩塌，一個自由探索真理、追求個性解放、釋放個體潛能的時代開始了。與胡風時代相同的是，胡風被“時間”送進了監獄，80年代的部分重要人物也進了監獄，有的則逃難、流放到海外。與胡風時代不同的是，他的時代是作為災難、荒唐和教訓記載在歷史上，而80年代是作為繼五四運動之後又一次偉大的啟蒙時代閃耀著光輝，並影響了90年代及後世，成為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振聾發聵的先聲。

80年代是思想界的盛世

啟蒙思潮，中西文化比較，人性，人學，人道主義，異化，西方自由主義和科學主義，全都成為顯學。康德、薩特、尼采、弗洛伊德、馬斯洛是年輕人追崇的熱門人物。沒有哪所大學不討論美學，沒有哪個年輕人不知道李澤厚。學術思想大師是社會的偶像，李澤厚作為青年思想領袖，引領時代潮流，還有黎澍、朱光潛、王元化、龐樸、金觀濤、甘陽、李洪林等，廣受尊崇。民間學術機構如雨後春筍，各樹一幟。80年代的“文化熱”中產生了三大民間文化機構:“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1983年），主編包遵信，金觀濤和唐若昕任副主編（後由金觀濤任主編）；中國文化書院（1984年）是由我國著名學者馮友蘭先生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張岱年、朱伯昆和湯一介等幾位教授共同發起，聯合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數十位著名教授、學者一道創建的一個民間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團體；“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1985年）以甘陽為首（主編）、以研究西方人文學為主的知青一代青年學者組成的編委會。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實際上成了引領中國大陸“文化熱”和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80年代的大學校園，每天都有關於“真理標準”、“主體性哲學”、“人生價值”、“文化熱”、“力比多與性心理”、“人的需求層次”和自由民主、國家命運的討論，海報欄上天天在換新。學術的陽光，思想的激情，洋溢在校園各個角落。只有在那個年代，才有可能公開發表這樣的文章：《為自由鳴炮》（胡德平，《青年論壇》創刊號，1984年11月），《論言論自由》（胡平，《青年論壇》1986年7月號，1986年9月號），《論一九五七年》（沈揚，《青年論壇》1985年第2期）。正如胡平所說，在言論自由的國度，談論言論自由是多余的；在言論不自由的國度，談論言論自由又是不被許可的。所以不論是胡平寫這篇文章還是雜志發表這篇文章，都需要思想的勇氣。

幾位青年知識分子拜訪李澤厚（左二）

80年代是年輕人指點江山、實現政治抱負的黃金時代

在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政治家的身邊，集中了一大批思想開放、眼光敏銳的年輕人，他們極富政治參與意識，為民族覆興和國家強盛，日日夜夜思考研討，出謀劃策，為當政者所重視。其中最著名的是京城“改革四君子”——黃江南、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從70年代末開始，他們密切關註國家發展形勢，研究倡導改革，提出政策建議，在政策研究乃至決策圈裏有一定的名聲和影響力。他們經常舉辦沙龍和研討會，有時人數可達上千人。1979年底，“四君子”在商討中感到國民經濟結構失調已經到了崩盤的邊緣，需要采取危機對策，於是寫信給中央。趙紫陽看到這封信後十分重視，通知他們面談。這是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和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就國家大政方針開展的對話。當時，翁永曦32歲，王岐山31歲，黃江南29歲，年齡最小的朱嘉明28歲。在80年代，“改革四君子”在政壇上充當了中央和地方智囊的角色，其中王岐山被任命為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所所長。1984年，在浙江莫幹山召開了一次中青年經濟學會議，一批年輕的經濟學新秀露出了頭角，華生、馬凱、張維迎、周其仁等走上了中國改革的舞台。在當時的北京，國家體改委，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政治改革辦公室，農村發展問題研究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都有大批的年輕人。1982年，文化大革命之後入學的“新三級”（77、78、79級）大學生畢業，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一批人進入到各級黨政機關，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力量。

80年代是年輕詩人的狂歡季節

以北島為領袖的詩界，用朦朧詩作為旗幟，席卷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宛若大唐詩國重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北島），“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顧城），“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海子），“我如果愛你——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這些金子般的詩句，至今仍在中國上空回響。1984年的秋天，《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邀請了北島、顧城、葉文福等著名詩人。詩歌節還沒開始，兩千張票一搶而光。開幕那天，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秩序大亂。那時候的著名詩人，相當於時代巨星，走到哪兒都是萬人擁簇。北島、顧城一上台，聽眾沖上舞台，要求簽名，鋼筆戳在詩人身上，生疼。（我自己有過一次經歷，舒婷到武漢大學做講座，同學們提前兩個小時到學生俱樂部搶座位，舒婷還沒有到場，幾個窗台上都已爬滿了同學。）1986，有一個全國詩歌大展，各地詩社2000多家，詩歌流派88個，數萬詩人參與。也就是這一年，詩人海子先後遠走甘肅、青海、西藏和內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後，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他在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歲。人們在他的背包裏，發現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說。小說講的是：擺脫社會束縛，追求自由的冒險生活。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還有一份以詩歌為主的民間刊物《今天》，創辦於1978年12月，北島、芒克主編，最初是手刻蠟版油印，以後是打字蠟版油印，在民間流行很廣，1980年9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停辦（1990年在海外覆辦，仍由北島任主編）。《今天》是80年代青年詩人的集體記憶。

蔡崇國（左二）等青年與劉賓雁

80年代是普羅大眾的春天

擺脫了惶恐不安和謹言慎行的政治年代，人們像掙脫了鎖鏈一般，走進新的生活。1981年，蔣大為演唱了歌曲《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一掃革命年代雄赳赳氣昂昂的嚴肅政治旋律，歌唱溫暖的春天，歌唱愛情，歌詞“桃花映紅了姑娘的臉龐”，曾被斥為“資產階級情調”，但在爭議中獲得了人民的喜愛。著名歌唱家於淑珍演唱電影《甜蜜的事業》插曲，歌名叫《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在經歷了沈重寡情的年代之後，公開歌唱愛情，歌唱幸福：“幸福的花兒心中開放，愛情的歌兒隨風飄蕩”，“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首歌，在1984年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上演唱之後，傳遍大街小巷，成為80年代人民生活的寫照。

80年代還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歌唱家朱逢博演唱，青春熱情洋溢，充滿時代自豪，高唱“美妙的春光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抒發了一代人的心聲。人們不再統一著裝灰黑制服，開始化妝打扮，年輕人穿起了喇叭褲，戴起了蛤蟆鏡（墨鏡），男孩蓄起了長發。70年代末，廣州東方賓館誕生了全國第一家以演唱流行歌曲為主的音樂茶座，長期以來以各種渠道在民間流傳的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流行音樂，開始在內地表演。人們知道了一個叫鄧麗君的台灣女歌星，非常喜愛她那甜美的歌唱愛情的“靡靡之音”。電視機開始進入家庭，電影院開始放映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教父》、《羅馬假日》。總之，社會生活雖然也留下了過去年代的深深的印記，但終於以一種新方式開始了。所以，有人稱80年代是“浪漫主義時代”、“理想的黃金時代”。

黑格爾說過，密納發的貓頭鷹在黃昏時分起飛。對於歷史時期的評說，總是在該歷史時期經歷之後才能做出。關於80年代，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見解。80年代過去之後，不少思想家、著名學者、80年代當事人，以歷史的視野，從思想史的角度，對那個時代所做的高屋建瓴的見解值得我們重視。下面摘引一些評價：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蘇醒的年代、啟蒙的年代，是一個充滿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越往後看越會發現八十年代的可貴。——李澤厚

我對80年代有一個基本的評價，它是中國第二次偉大的啟蒙運動。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啟蒙，第一次啟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國民族國家的重建。第二次啟蒙就是80年代民間半民間的啟蒙運動，它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啟蒙，今日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兩次啟蒙運動都沒有完成。——金觀濤

80年代擁有與當下完全相反的氣質，那是一個充滿生機、活力和對未來憧憬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裏，校園充滿著理想主義的氣息。那是剛剛過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殘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萬歲。革命精神的超時代內核，乃是對有一種將先秦文明、盛唐氣象、東林黨人和五四運動鏈接成一體的偉大精神，那是直入現實的不滿與超越，是對烏托邦理想的普羅米修斯式追求。80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種超越時代的氣質，有一種將先秦文明、盛唐氣象、東林黨人和五四運動鏈接成一體的偉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總是讓我們感動的青春活力。

讓80年代死去，讓她的靈魂存活下來！——許紀霖

無論如何，80年代的確讓我懷念，盡管有種種危機。每個國家都有值得驕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國20世紀初的白銀時代。80年代就是中國20世紀的文化高潮，此後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會再出現這樣的高潮，我們這代人恐怕趕不上了。——北島

80年代不但是一個充滿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個純真素樸、較少算計之心的年代。——甘陽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社會的重要轉折時期之一，它意味著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結束由冷戰陣營構造的“封閉”時期，“在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口號下，步入全球資本市場的開端。

80年代的新文化、新啟蒙運動，並不是簡單地追隨西方話語，而是植根於當時的歷史境況，為解決中國實際問題而發生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背景是剛剛過去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的極端個人崇拜，現代迷信，是以“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為宗旨的封建法西斯專制，是學校“停課鬧革命”，8億人只看8個樣板戲的新愚民政策，是以苦為榮、以窮為榮的對廣大人民新形式的奴役。因此80年代的人道主義和民主，是要恢覆公民的基本權利，知識分子的起碼尊嚴；講科學和理性，是要破除釀成“文革”悲劇的家長制和新出現的長官意志作風。——徐友漁

以上評價，雖然主要是知識界的看法，但應該也是基本的社會共識。時代的思潮，不可能僅表現在學術界、大學和社會上層的人群中。我們論述80年代思潮，首先是談思想家、大學教授、知識分子群體、大學生群體，“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最先敏感地體察到時代的變遷。因此社會思潮會首先被這些群體用文字、書刊、大學演講的上層意識形式表現出來。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社會結構中的意識結構，包括社會心理和思想體系兩部分。以此分析，作為意識結構的社會思潮，除了知識分子以思想體系表達的內容之外，還有流行時尚、情緒、普遍的審美情趣、民間風俗、生活習俗等屬於社會心理的內容，包括老百姓社會生活的各種表現形式。當然，社會思潮還表現為政治鬥爭（黨派鬥爭、黨內鬥爭）的形式，但在集權制度下，這些一般都隱匿在鐵幕後面，很難被人知曉。

1980年11月17日，胡平在北大參加人大代表競選，在辦公樓禮堂舉行《論言論自由》專題答辯會

如果以直觀的形式考察20世紀80年代社會思潮，我們可以列舉以下畫面。

80年代畫面之一：

1980年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志發表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充滿青年人困惑的長信，提出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倫理命題，最後感嘆：“人生的路呵，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信吐露的仿徨、苦悶、迷惘和懷疑，一下子打中了剛剛經歷“文革”的億萬青年的心。《中國青年》雜志隨即展開了一場震動全國的“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大討論。《中國青年》從5月號開始到12月號，討論持續半年多，共收到6萬封來信，其中不少信稿還是幾十個或幾百個青年聯名寫來的。這個數字，打破了20世紀100年報刊專題討論來稿數量的紀錄。來信的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還有大批海外來信。

在眾多來信中，武漢大學歷史系學生趙林的來信頗具爆炸性。他在文章中說，自私是一個廣義的哲學概念。自私是什麽？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康德和黑格爾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歷史就是在惡中發展的。按照人的本性來說，自私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正當的權利。自私就是人的自我發現，是個人意識到了自己的價值。一切總體主義的觀念都是個體靈魂被歪曲的結果，是個人本質異化的結果。沒有這種廣義的自私，社會就不能發展。從這個意義來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當然，這裏所說的自私，不是指蠅營狗茍的個人占有，而是指表現自己我，開發個人價值。趙林的來信被編輯加上《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標題，發表後又引起激烈討論。

這個事件後來被稱之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有學者指出：如果說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標志著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麽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志著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這場人生觀大討論所引發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深深地滲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當中。

80年代畫面之二：

1980年1月，非常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十月》發表了一部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作者靳凡。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一群充滿理想和激情的年輕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以地下讀書會和通信的方式談國家命運，談抱負，談愛情。小說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門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廠、農村的大學生們通過密切的通信保持著讀書和思考，生動地展示了一代年輕人對真理的苦苦探索。作者是根據真實的人物和書信資料創作的，因此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以特殊時代為背景，以私密的通信為內容，這篇小說在剛剛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把愛情視為“資產階級情調”的時期發表，高揚理想主義，謳歌愛情，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新時期文學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公開的情書》提出了新時代應有充滿新思想、新道德的愛情標準，呼應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著名學者金觀濤是這篇小說中人物的原型之一，據他介紹，小說作者靳凡的真名叫劉青峰，是他的妻子，也是當年他們讀書會、青年通信的成員之一，這個圈子有七八個人。劉青峰1970年畢業後被分配到貴州清鎮中學當教員，她根據與金觀濤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創作整理成小說，完成於1972年。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種具有叛逆思想的文字是不可能發表的（當時的很多讀書會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小說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紅塑料封皮的筆記本上，所以被人稱為“小紅書”，以後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間悄悄流傳。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9年《公開的情書》刊登在杭州師範學院的民間油印刊物《我們》上，1980年正式公開發表。

80年代畫面之三：

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人大代表選舉法，決定區縣人大代表直選、選民3人以上可以提名代表候選人，並引入差額選舉。受此鼓舞，在1980年中國文革後首次人大換屆選舉中，青年學生爭相參選人大代表，形成一股席卷中國的大學生競選風潮。1980年5月，大學生競選風潮首先在上海萌發，進而席卷全國，在年底的北京換屆選舉中達到高潮。在北京的選舉中，共計有17所高校近百位學生參加競選，既有平民子弟、學生黨員也有如劉少奇之子劉源、林楓之子林炎志這樣的紅色家庭後代，與學校教職工同台競爭。

競選中，大量政治、社會、經濟、生活等問題破天荒地在公開場合中被提了出來。在北大，技術物理系王軍濤提出“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校學生會主席、經濟系張煒認為“在現階段提堅持黨的領導是正確的”，女性候選人張曼菱更是提出了“男性雌化”、“女性雄化”、“東方美”、“傳統美”等不同凡響的說法。北師大的6位主要競選人主張改革“勢在必行，但要一步步來”，人大6名競選者始終宣稱參選的目的是為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而不是任何個人私利”，被稱為“貴族代表”的劉源也認為，為了避免文革災難重演“必須鏟除產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

最終，北京有多名學生成功當選，如北京第一個參選的學生北大一分校歷史系李勝平，就以1292張選票超過70%的得票率當選西城區人大代表，北大本部哲學系研究生胡平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清華大學的羅彬還進入了海澱區人大主席團，劉源則敗給了一位學校教師。

作者座談會，社科院會議室。左一易中天，左二張志揚

80年代畫面之四：

80年代是中國1949年以後書籍、期刊出版的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這是一個火紅的年代。那種興旺的景象，用雨後春筍來形容，是再恰當不過了。隨著國門的打開，各種現代西方文化思潮蜂擁而至，這極大地刺激了國人的求知欲望。順應時代潮流，中國圖書出版業逐漸駛上快車道，在1985年達到了頂峰，總印數66億冊，為建國以來最高水平。從1979年至985年間，全國期刊的種數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左右，總印數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二左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理論界和出版界建議參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灰皮書”和“黃皮書”的辦法，翻譯出版一些現代外國的學術著作。

1980年4月19日，國家出版局召集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4]和情報所、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社會科學出版社等單位座談，決定由人民出版社牽頭提出《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書目》（100題）。此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情報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蘇歐司、中聯部七局、蘇聯所、商務印書館、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專家組成的“選目小組”先後提出3批、153種選目。到1983年底，分別由25家出版社出版了64種，加上規劃外出版的譯著，到1984年，已經翻譯出版各類西方社會科學古典名著、當代一般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著作500多種，成為1980年代譯介出版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熱潮的潮頭。

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是文學類期刊，可以說是一種火爆的狀態。由於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需要，過分地強化了小說的教化功能，它的愉悅功能遺失殆盡，書荒十分嚴重。因而，讀者對小說的閱讀欲望幾近於瘋狂，翻開80年代的文學期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說。每年文學藝術類期刊(多數是純文學期刊)雄踞期刊業之首，其種數約占全國期刊總數的1／8，印數則占全國期刊總印數的1／5。

文學期刊發展的重大事件是當時被譽為“四大名旦”的大型文學期刊的問世。它們是：1978年8月創刊的《十月》（北京出版社）；1979年初覆刊的《收獲》（上海作家協會）；1979年5月創刊的《花城》（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底創刊的《當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它們的出現，給沈寂已久的文學界帶來一股春風，所發的作品更是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全國各地方的文學雜志，都熱鬧非凡。如《芙蓉》1980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天涯》1980年（海南省作協），《小說界》1981年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海峽》季刊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民族文學》1981年（中國作協），《作品與爭鳴》1981年（國史學會），《特區文學》1982年4月（深圳市文聯），《青春》1983年7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小說家》198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作家》1983年（吉林省作協），《傳記文學》1984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作家》1985年（中國作協），《黃河》季刊1985年1月（黃河文學社），《連載小說》1985年（上海市作協），《小說》198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等，可以說是“百花齊放滿園春”。

80年代畫面之五：

李澤厚、薩特、尼采、弗洛伊德是80年代年輕人追捧的人物。李澤厚以《美的歷程》（1981年出版）輝煌登場，在全國掀起一場“美學熱”，同時使朱光潛、蔣孔陽、宗白華、劉綱紀等美學家走到時代舞台前列。李澤厚的“三句教”：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和他在《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1979年出版）裏提出的從黑格爾的總體、理性、必然，回到個體、感性、偶然，同時也由社會回到心理這一套理論，完全顛覆了物質、精神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舊有理論，適應了時代變遷的風向，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說：從 80 年代至今，30 年來，有一個人的書出一本我買一本，目錄也不看，這個人就是李澤厚。 1980年4月15日，在安葬讓·保爾·薩特的時候，5萬人穿過巴黎的街道，前往蒙帕納斯公墓，為他送行。一年之後，著名學者柳鳴九編著了《薩特研究》，立即在中國形成一股“薩特熱”。《薩特研究》是國內第一部全面介紹薩特生平、文學、哲學、文論以及政治思想的書，它像薩特的縮影一樣，讓經歷了文化荒漠之後的知識青年們為之一震。薩特“存在主義”的核心是強調“自我選擇”，這種觀念正好適合了當時那代人的主觀需求，尤其是釋放了很多被壓抑了“自我”和“個體自由”的青年人的心聲。

書在初版之後很快銷售一空，它的再版還經歷了一些挫折，直到1985年。有一位當年的大學生說，在一個偏遠小縣城的書攤上，也擺著薩特的書。當時薩特的十分難懂的《存在與虛無》一書發行了10萬冊，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繼“薩特熱”之後是“尼采熱”。尼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周國平推介給學術界的。尼采喊出的那一句“上帝死了” ，盡管對基督教徒稀少的中國人沒有那麽強大的沖擊力，但足以釋放正在尋找人生方向的青年們壓抑已久的焦慮和困惑，給他們信心和勇氣。

周國平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一書，是80年代中國年輕人認識尼采的入門書。書稿曾輾轉於幾家出版社都出不了，1986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年就銷售了10萬冊。這本書是當時大學生最喜愛的圖書之一。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口號，激勵了無數大學生。隨後幾本尼采的著作相繼出版了，其中周國平翻譯的《悲劇的誕生》，一年發行了15萬冊。周國平說：“當時整個氛圍，最流行的是尼采、薩特、弗洛伊德，翻譯他們的書當時出的比較多。那個時候談論尼采、薩特，你如果插不上話，好像挺沒面子，當時就是這樣一種氛圍。”

“ 80年代為什麽會出現這樣一個現象？從我自己來說，後來反思，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但實際上原來1978年以前，毛澤東時代那種意識形態控制依然還在，真要突破那個東西的時候，我通過尼采找到了突破口，不跟意識形態玩了，你還在那裏管這，但是我不跟你玩了，直接進入一個自由思考的領域，像尼采一樣思考人生問題，這對我來說是這樣。從當時讀者，尤其是青年人對尼采思想那種喜歡也是這樣。就是從意識形態的控制下，能夠擺脫出來，進入自由探索的狀態，尼采是一個特別好的突破口。” 80年代讀書的風尚，由此可見一斑。

《青年論壇》創刊20周年聚會+，胡德平與雜志社工作人員及部分作者合影。前排左五為胡德平（2004年11月+北京）

80年代畫面之六：

80年代之前，大多數中國人對“搖滾”根本沒有概念。1986年，25歲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把搖滾帶到中國。他身披開襟大褂，褲腳一高一低，背著一把吉他，直楞楞登上舞台。台下觀眾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麽。音樂響起，他扯開嗓子，轟出歌詞：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台下一陣靜默，所有觀眾都傻掉了。因為從沒有人這麽唱歌，也沒有人聽過這樣的歌。這首歌叫《一無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這個概念。此前，中國歌曲沒有“我”，最多有個“我愛北京天安門”。

官方代表憤然離席，朝演唱會負責人訓斥：你看看，像什麽樣子？怎麽連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鐘後，崔健的歌曲結束。台下頓時炸開，掀起雷霆般的掌聲與吼聲。觀眾情緒像山洪一般暴發，高聲大吼，“牛逼！牛逼！”這首《一無所有》，在那個年代回旋在大街小巷。的確，在“革命路線”的年代，除了領袖的最高指示、飄渺的理想社會、到處充斥的政治口號、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人們還有什麽呢？一無所有。

制作人梁和平說：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覺醒與叛逆，它以搖滾的形式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征。隨後，唐朝、黑豹，竇唯、張楚、丁武，絡繹登場，掀起搖滾潮流。

1988年，“新時期十年金曲回顧”演唱會，崔健佇立追光燈下，雙眼蒙上一塊紅布，用渾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塊紅布》：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曲終，崔健摘下紅布，狠狠扔在地上，轉身而去。後來王朔說：第一次聽到，都快哭了，寫得太他媽透了！

翌年，崔健首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發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個“我”。專輯僅在四川訂出40萬盤，同名演唱會門票一搶而空。

80年代畫面之七：

80年代是中國現代藝術的啟蒙時代，前衛與先鋒派藝術在中國找到了實驗場所。1979年9月27日，一批前衛的青年畫家在中國美術館旁小花園裏舉辦“星星美展”，發起者有黃銳、馬德升，參展者栗憲庭、艾未未，還有詩人北島、鐘阿城、芒克等。藝術家們高呼“柯勒惠支是我們的旗幟，畢加索是我們的先驅”。由於展出的作品突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忌，兩天後展覽被查封，作品被沒收。青年藝術家們於10月1日上街遊行，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爭取到管理部門的同意畫展移至北海公園，名為“星星畫展”，於11月23日正式展出。

“星星畫展”一般被視為中國當代藝術史的開端，受到國內外藝術界的高度關註。星星美展之後，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思潮開始深刻影響中國的藝術家。美術界的重要事件還有“85美術新潮”，這是8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種以現代主義為特征的美術運動，其標志是1985年4月在黃山召開的“油畫藝術研討會”。與會者對第六屆全國美展中由題材決定論所導致的公式化、概念化、單一化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針對美術界對藝術本質、功能、創作方法的理解還十分陳舊，會議提出了觀念更新的問題。

在“85美術新潮”中，年輕藝術家們不滿於當時美術界的左傾路線，不滿於陳舊的、教條主義的表現形式，試圖從西方現代藝術中尋找新的血液，從而引發的全國範圍內的藝術新潮。80年代末藝術界的一次重大事件，是1989年2月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主題為“不準掉頭”的現代藝術展。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現代藝術乃至後現代藝術的大展現。先鋒的文學藝術青年、自由的知識分子、時髦的文化男女蜂擁而來，不少外地人也專程前來。

其中影響全國的作品是一個行為藝術，作者肖魯以真槍向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開了兩槍，這槍聲響徹北京和全國藝術界的上空，將西方行為藝術在中國挑開了帷幕。展場滿地亂繩、洗帶魚、用洗衣機洗爛一本書、洗澡，以及藝術家現場標價賣對蝦、藝術家坐在一堆雞蛋上孵小雞等行為藝術，還有王廣義以分格法畫的毛澤東，有徐冰成千自撰漢字的“析世鑒”等。現代藝術展給觀眾帶來震撼的體驗，其巨大的活力和沖擊力，體現了生猛、先鋒、狂飆突進的80年代中國現代藝術氛圍。總之，“不準掉頭”現代藝術展的驚世駭俗，以十分偏激的形式抨擊了傳統藝術封閉的思維定勢。

80年代畫面之八：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招商大廈9層一個普通會議室。一場小小的風波，竟震蕩全國，久而不息，甚至波及到了日本、美國、法國、挪威、澳大利亞……

這天晚上，舉辦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座談會由共青團蛇口區委負責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參加。其中，有些人是看到海報以後自發前來的。座談會的主講人是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三位報告員，一位是“啟迪青年心靈的靈魂工程師”——北京師範學院德育教授李燕傑；第二位是被稱為“現實生活中的‘牧馬人’”的某部調研員曲嘯;第三位是中央歌舞團前舞蹈演員彭清一。他們是80年代初以來相繼以有關青年教育的演說成名的。

風波起源於青年教育專家與聽眾之間的對話與沖突。三位教育專家走遍中國大地，宣講愛國主義、革命人生觀與價值觀，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育青年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國家做無私奉獻。他們所到之處，無一例外受到熱烈歡迎，到處是掌聲和鮮花。但是，在改革前沿地深圳，他們遭遇到青年們的質疑。沖突是從對“淘金者”的評價開始的。曲嘯說，內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區，想到這裏來。但是這些想來的人中間有兩種人：有創業者，也有淘金者。“在個別人的思想裏，想到這裏來幹什麽呢? 淘金，掙錢，玩。真想到這裏來創業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進的、落後的、中間的。有差異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當中有沒有淘金者呢?……到這裏創業，這是大多數，有沒有淘金者? 有。……”聽眾中有人發問:“我們一些青年到這裏承包、租賃，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師對淘金者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是來掙錢、搞商品經濟的就是淘金者嗎?”

曲嘯的回答是：“我說的淘金者不是為深圳特區的發展來創業，不是為了創業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這樣一個經濟非常活躍、利也很厚的地方，為了個人利益到這裏來，圖這裏生活好、工資收入高。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就不肯來。我把這類人當作淘金者，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

於是爭論開始了。一位青年站起來反駁道：“我們來深圳、蛇口為什麽不能賺錢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對錯。淘金者來蛇口的直接動機是賺錢，客觀上也為蛇口建設出了力。比如一個個體戶開餐館，他的目的是謀生賺錢，但他給國家上交稅金，也方便了群眾，這樣的淘金者有什麽不好?除了投機倒把、經濟犯罪等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經濟活動，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創造財富、活躍經濟，對社會發展起著推動作用。”

曲嘯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說，個人的價值如果不在群體的價值中去體現，個人的價值是很難得到充分體現的。青年人應該考慮到祖國的命運，而且應把這個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來，到底是為了享受還是為了創業來了?為了創業而來，我認為是真正好樣的，如果為了享樂而來的話，那是很危險的。曲嘯接著問一個年青人：“你現在為什麽做工作?”青年回答：“為什麽工作? 第一是為生存，最低層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為生存我得幹活，就是這樣。有些時候我覺得中國有些東西，挺虛的而且挺偽的，加起來就是挺虛偽的。” 後來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口汽車、青年前途等方面都發生爭論。這些爭論在深圳青年看來，都不是什麽了不得的大事。彭清一問一個青年的名字，青年馬上遞上自己的名片。但是，對於這三位青年教育專家來說，他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場面，因而有些憤憤然。座談會後第二天一份以北京師範學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傑任所長)的名義起草的題為《“蛇口座談會”始末》的材料就寫了出來，目的是反映深圳青年的“錯誤言論”，分送給深圳、中央和有關單位的領導。那個遞名片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

2月1日，《蛇口通訊報》這張很少為內地讀者所知的周報，在頭版報眼上發表了一條使它名震全國的消息：《蛇口青年與曲嘯李燕傑坦率對話——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戰》。緊接著，《羊城晚報》2月12日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該報記者鄒啟明寫的千字通訊《“熱門話題”和它的余波——記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談》。《蛇口通訊報》3月28日刊出魏海田寫的一篇引起了很大爭議的文章《蛇口：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一次激烈交鋒》。後來《天津青年報》、《新觀察》半月刊、《現代人報》、《黃金時代》雜志、《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文摘周報》等都做了報道。引起全國和海外影響的是曾憲斌完成采訪寫出的7000字長文《“蛇口風波”答問錄》，於8月6日在《人民日報刊出。

這場“蛇口風波”，是傳統思想政治工作陳舊內容和說教式教育方式遭遇的一次“滑鐵盧”，它說明樹立起“自我意識”和平視權威意識的一代新人開始成長起來。

80年代畫面之九:

1988年6月16日，中國中央電視台開始播放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分別為《尋夢》、《命運》、《靈光》、《新紀元》、《憂患》和《蔚藍色》。影片由夏駿導演，蘇曉康和王魯湘為總撰稿人，學者謝選駿為全片主要內容的最初策劃者，影片顧問是金觀濤、厲以寧。《河殤》是80年代啟蒙思潮和“文化熱”發展的一個高潮。

李澤厚曾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一文中提出中國自19世紀以來，民族危機引發的 “救亡”運動壓倒了建立新世界歷史觀念及公民意識的“啟蒙”運動。因此，當代中國社會需要補上“啟蒙”這一課。李澤厚的觀點被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所接受。

此片沿著啟蒙思路，以激進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的導向，從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入手，認為中國以河流、陸地為根基的內向式“黃色文明”導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後，因此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撰稿者引用了眾多西方理論，包括魏特夫的水利文明東方專制論、黑格爾有關中國陸地文明趨於保守的說法、阿諾爾德·約瑟夫·湯因比的基督教文明理論等，以這些理念啟發中國民眾，特別呼喚知識階層的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影片以激昂的旁白，歷史性的畫面，觸動了眾多民眾的心。

《河殤》在中央電視台兩次播出，地方電視台也紛紛轉播。影片在青年學生中受到廣泛歡迎，校園裏出現“河殤熱”，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同時該片也引起公眾的熱烈討論和關註。有評論認為，《河殤》激勵中國人反思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傳統，大膽尋求融入當代世界先進的“藍色文明”，對當年促進解放思想，推動改革開放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對《河殤》是基本肯定的，還讓有關單位覆制500套錄像帶派送到各地，並推薦給來訪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對該片大加讚賞，表示“全體黨員幹部、官兵戰士都應該看看，解放思想嘛。”

但是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各種場合多次批評《河殤》：“這片子看了就火大！把我們的民族一頓臭罵，把中國共產黨一頓臭罵……連我們的女排也罵！是可忍，孰不可忍！”“看來，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殤》當做他們的政治宣言了！”1988年9月30日上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閉幕式結束時，王震站起來要求發言，他說：“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河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殤》從龍說起，說我們黃種人不好，說黃種人自私、愚昧，一連十二個黃字。”王震認為，《河殤》不僅徹底否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且徹底否定了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鬥爭，徹底否定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偉大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績，竭力鼓吹“全盤西化”、走“藍色文明”之路即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由於中央高層一些領導的批評，10月17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寫報告，提出要對《河殤》散布的片面的、錯誤的觀點加以澄清，要求加強黨對宣傳輿論工作的領導。此後《河殤》停播。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該片被認為是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亂的藍圖”。該片的總撰稿人蘇曉康和王魯湘亦被作為“動亂的幕後推手”，均被高層點名通緝。蘇曉康逃往國外，王魯湘被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而導演夏駿被央視開除公職和編制，調至廣告部工作。

《河殤》表現了當時知識分子要求改革的迫切心態，同時也暴露出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知識分子學術根基尚淺、理論準備不足和政治經驗缺乏的弱點。最終因超越時代的激進吶喊為當局者不容，使思想啟蒙運動受到挫折，並預示了整個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進入尾聲。

80年代的最後一個畫面是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六四風波”中的對峙場面。十年來啟蒙思想張揚的熱潮，中國知識分子關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夢想，被坦克車碾壓得粉碎。20世紀80年代在悲壯中謝幕。

青年論壇的辦公室

關於20世紀80年代諸種思潮的評價中，當然也不完全是正面的。平心而論，80年代思潮，激情多於思考，思想多元但學術理論資源不厚實，表面上的繁榮熱烈掩蓋著“拿來主義”的消化不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覆雜感情阻礙了科學分析，激進者甚至將西方思想文化奉為圭臬。但我們必須看到，在長期精神貧乏、文化封閉、思想專制結束之後，馬上就迎來成熟、嚴謹的思想大師時代，這是不現實的。思想是需要歷史積澱的，社會的陡然轉型必須經歷一個過渡時期。在80年代某些階段，實行“三寬”政策（寬厚、寬容、寬松），人們可以暢所欲言，自由討論，這是前所未有的輿論環境，所以才有思想之火燃燒。80年代從國外譯介大批科學技術、學術思想、政治理論著作，一套又一套叢書出版，開創了“睜眼看世界”的時代，擴大了全民族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年代，人們體驗了解除鎖鏈的自由，釋放潛能的愉悅，社會參與的亢奮，以及人之為人的尊嚴，這些都將以“獲得性遺傳”的方式，成為中國人永久的精神財富。總之，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遺產，包括思想理論建樹、一大批學術著作、學術理論爭鳴的各派見解，以及啟蒙思想、民主精神和自我意識的空前覺醒，是中華民族不朽的珍寶。

80年代，也不完全充滿陽光。80年代的春天乍暖還寒，有時甚至是嚴寒徹骨。英國作家狄更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有陽光就有陰暗。一些令人痛心、令人流淚流血的事件和場景，那些青年學生和老共產黨人的悲慘遭遇，那些滿懷激情的自由和民主思想被整肅，也都發生在80年代，這些同樣會被銘刻於記憶中，銘刻在歷史上。

中國20世紀80年代，作為歷史已經一去不覆返了。人們知道，這樣的時代也許多少年內不會再現；人們也深知，80年代自由民主的思想光輝，將永遠閃耀在中國大地的上空。

在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大潮中，有一份改革旗幟鮮明、思想敏銳開放的青年理論雜志問世，刊名叫《青年論壇》。《青年論壇》誕生於辛亥革命打響第一槍的武昌城，1984年11月出版了創刊號。《青年論壇》凝聚了全國一大批胸懷報國激情、視野十分開闊的年輕人，雜志成為他們指點江山、縱論國是的平台。以大學生和各界青年為主的讀者們，以極大的熱情簇擁在雜志的周圍，發出他們的呼聲。著名歷史學家、時任華中師範學院院長章開沅先生對來訪的美國朋友說：“你們要了解中國年輕一代在思考什麽，可以讀讀《青年論壇》雜志。”《青年論壇》之所以聞名遐邇，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的是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參與了雜志的創辦，並給予了有力的支持。雜志創刊號上驚動朝野的《為自由鳴炮》一文，就是出自胡德平之手。

提到80年代思想界的知名媒體，人們經常會說“一報一刊”，“一報”，是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一刊”，就是《青年論壇》。二十多年後，2008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舉辦“中國改革開放30年標志性事件”評選，“《青年論壇》創刊，青年學生以文報國”一項在120個候選事件中名列第38位。《青年論壇》的創刊被理論界認為是1984年青年學術界的三件大事之一（另兩件是：莫幹山經濟研討會、上海中西文化比較會）。

當時《青年論壇》的讀者群，遍布全國各地，甚至很多鄉鎮都有訂戶。對這份裝幀簡陋、印刷粗糙的雜志，80年代的年輕人把他們的理想、思想、激情都裝進去了。

《青年論壇》的廣泛影響，更是因為被知識分子和高層人士所關註。

人們也許會感到驚訝，一份地方性的青年雜志，何以有那麽多重要的或知名的人物與它有直接關系，其中包括李澤厚、黎澍、杜維明、胡德平、李銳、吳官正、鄧力群、胡啟立、李鐵映、錢運錄、朱厚澤、劉賓雁、白樺、王若水、馮天瑜、劉道玉、章開沅、戈揚、戴晴、科爾納（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等，這份名單還可以列出很多，本書將在後面一一記敘他們的出場。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在20世紀80年代，甚至在更廣闊的歷史場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有些將記錄在中國20世紀思想史上。

一大批年輕的《青年論壇》的作者和熱心參與者，他們中有不少日後成為中國學術界、理論界、教育界、思想界、政界、商界、民運界等各個領域的知名人物，比如：鄧曉芒、易中天、郭齊勇、許蘇民、黃克劍、趙林、周國平、甘陽、張志揚（墨哲蘭）、魯萌、沈揚（蔡崇國）、雷禎孝、陳東升、馮侖、艾路明、周其仁、盧建、朱嘉明、胡平、高伐林、陳子明、遠志明、陳小雅、夏勇、洪銀興等，他們大都在《青年論壇》的作者名單中，有些是《青年論壇》的鐵桿支持者。

李明華、李銳、王一鳴

另外，還有一些與《青年論壇》有關系但無直接聯系的人物，也是非同小可的，如胡耀邦、胡喬木、金觀濤、欽本立等，這些間接關系的人物，在《青年論壇》短暫的歷史上也是必須提及的。

1986年底，發端於安徽（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後波及到上海、北京、武漢等地，黨內左派勢力借機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整肅運動，《青年論壇》受到沖擊，於1987年1月被迫清理整頓。

1987年1月16日，在鄧小平和幾個老人的壓力下，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1987年3月，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聽取各省市宣傳部長關於各地區近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情況匯報，布署下一步反“自由化”的工作。會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問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你們那裏的《青年論壇》處理了沒有？”省委宣傳部部長回答：“正在清理整頓。”鄧力群揮了揮手：“《青年論壇》不是什麽整頓不整頓的問題，這種刊物沒有起什麽好作用。《青年論壇》不就是個政治背景問題嗎？現在背景問題已經解決了（意指胡耀邦已經下台了），它有什麽存在的必要？”湖北省即將原匯報材料上的“清理整頓”改為“停刊整頓”。《青年論壇》從此正式進入歷史。從1984年11月到1987年1月，《青年論壇》總共出版了14期，跨了4個年頭。這本雜志命運坎坷，風雨浮沈，見證了80年代的潮起潮落、風雲流變，是研究中國20世紀80年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標本，值得銘記。它的思想光輝，會記載在時代的史冊上。

1998年，我應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先生之邀，到哈佛大學做一年的訪問學者，我帶去了全套《青年論壇》贈送給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鄭炯文先生，這套書至今仍在燕京圖書館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