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如果想要在AI時代興盛繁榮，就需要對歐盟新創生態系進行重大改革；同時也必須在AI、技術、貿易、競爭和安全政策方面，促成更好、更平衡的跨大西洋合作。」～世界銀行前執行董事 巴德雷（Bertrand Badré）＆ 紀錄片《黑金風暴》導演佛格森（Charles Ferguson）
另一個問題則涉及歐盟的研究和教育體系。儘管歐盟擁有許多出色的研究，但成果卻遲遲未能商業化，部分原因在於研究機構未能適當地與經濟接軌。許多歐盟最好的商學院（例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都是獨立機構，而非隸屬於擁有強大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程的大型大學內。
相較之下，美國大多數頂尖商學院都隸屬於大型大學，校方設有結合STEM學科與商學的聯合學位課程。許多大學也擁有極為積極的計畫可以支持創業（包括校園社團、補助金、校友網路、育成中心、競賽、專利授權和學術休假政策），甚至為那些中斷學業以創辦公司的學生提供支持。
在歐盟內部，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是足以證明普遍性的例外情況。他們最近做出政策調整並推出支持創業的措施（例如法國科技創新計畫「la French Tech」）；跡象顯示，法國新創生態系正在發展中，法國公司Mistral AI的成立就是例證。然而就整體而言，歐盟仍是遠遠落後，而且落後幅度越來越大。就「獨角獸」（價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私人企業）數量而言，以色列和英國加起來幾乎與整個歐盟相當；中國和美國的數量都高出更多。在AI領域，差距甚至更大。
儘管歐洲新創生態系的問題已獲廣泛討論，但檯面上的解決方案往往有所瑕疵。歐盟一再制訂大型、由政府運作的研發計劃，但這完全沒有抓到重點。儘管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是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研發出來，但其商業化幾乎是由美國新創公司一手包辦。此外，隨著AI商業化的加速，研發重心正迅速從學術界轉向業界，包括既有企業（例如微軟、Google和Meta）以及資金雄厚的新創公司（例如OpenAI、Anthropic、Mistral AI和Safe Superintelligence）。
同樣的，許多關於改革的討論都集中在需要協調歐盟成員國法規，或統一歐盟27個分散的國家市場。雖然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卻只是次要問題。畢竟，以色列和台灣已經發展出極具全球競爭力的新創體系，而人口卻分別只有900萬和2300萬。以色列和新加坡的人均新創獨角獸數量是歐盟的五倍，除了法國之外，歐盟內最成功的國家新創體系都位於斯堪的納維亞小國。除了在資本市場層面，歐洲國家市場分散程度的重要性，遠不如監管的實質內容和執行。
未臻完美，但已較好
目前AI科技進步快得令人目不暇給，速度甚至超越1990年代網路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就連美國的新創體系也很難跟得上腳步；制度性安排正在迅速發展中，出現大量新的育成中心、駭客屋（hacker houses）、專注於AI的「單一普通合夥人」（solo GP）創投基金、AI獨角獸企業內部的新創投基金、天使投資網路、創辦人合作社（founder cooperatives）等等。
這並不是說我們支持盲目複製美國的制度。美國的大學教育已經變得極其昂貴；移民政策嚴重失調；相對於新創公司創辦人和創投家，一般員工在稅負上所受的歧視性對待，導致不平等嚴重加劇。
最後一點尤其未獲充分重視。美國新創公司的創始人和初期員工可以用微不足道的成本購買股票，且在出售股票之前無需納稅；創投公司及其投資人（「有限合夥人」）也是如此。結果是他們在出售持股時，只需繳納較低的資本利得稅，而且許多人不出售持股，只以股票質押借款，藉此完全避稅。
相較之下，當公司收購或公開發行時，普通員工手中的股票價格一旦明確之後，就立即會被扣稅。他們經常被迫立即出售股票來繳納這些稅金，且因為他們的收益被歸類為「普通收入」而面臨較高稅率。這種差別待遇現已成為美國不平等加劇的重要驅動因素。
儘管有種種瑕疵，美國體系仍然高度具備生產力、活力和應對能力。即使在遠距工作時代，包括歐盟在內，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前往美國學習AI並就業。
歐洲必須怎麼做
不得不說的是，歐洲在反壟斷／競爭政策和其他幾項有助於發展強大新創生態系的領域上，確實表現出領導力。歐洲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可以幫助緩解AI可能造成的混亂，並幫助潛在創業家承擔離開穩定工作的風險。
但歐盟也必須支持（而非治理或控制）科技生態系的機構，並且消除那些可能扯後腿的因素，例如過度侷限性的資料管理和隱私權法規（同時不能忽視合理的擔憂）。它還必須促進英語和基礎電腦科學教育的普及；修改就業法規；降低公司創辦、融資和招募的複雜度和費用；減少新創企業員工的移民障礙；促進研發；促進大學的新創文化；並建立一個資本市場聯盟。相較於美國，歐洲缺乏統一的資本市場仍然是主要劣勢，對於估值和融資管道都會產生影響。
歐洲如果想要在AI時代興盛繁榮，就需要對歐盟新創生態系進行重大改革；同時也必須在AI、技術、貿易、競爭和安全政策方面，促成更好、更平衡的跨大西洋合作。無論是歐洲衰落或美歐激烈競爭，對雙方都是有害而無利，特別是當雙方面臨著共同的威脅，從氣候變遷到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再到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等。美歐關係需要的是領導力、遠見和共同利益感，這為的不只是歐盟與美國的利益，更是要確保AI可以做為因應當代全球最大挑戰的關鍵工具。
轉載自《上報》，巴德雷（Bertrand Badré）是世界銀行前執行董事，目前擔任Project Syndicate顧問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投資基金「Blue like an Orange Sustainable Capital」創辦人及執行長，著作包括《金融能拯救世界嗎？》（Can Finance Save the World?，暫譯）；佛格森（Charles Ferguson）是科技投資人兼政策分析師，曾執導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黑金風暴》（Inside 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