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如果想要在AI時代興盛繁榮,就需要對歐盟新創生態系進行重大改革;同時也必須在AI、技術、貿易、競爭和安全政策方面,促成更好、更平衡的跨大西洋合作。」~世界銀行前執行董事 巴德雷(Bertrand Badré)& 紀錄片《黑金風暴》導演佛格森(Charles Ferguson)
另一個問題則涉及歐盟的研究和教育體系。儘管歐盟擁有許多出色的研究,但成果卻遲遲未能商業化,部分原因在於研究機構未能適當地與經濟接軌。許多歐盟最好的商學院(例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都是獨立機構,而非隸屬於擁有強大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程的大型大學內。
相較之下,美國大多數頂尖商學院都隸屬於大型大學,校方設有結合STEM學科與商學的聯合學位課程。許多大學也擁有極為積極的計畫可以支持創業(包括校園社團、補助金、校友網路、育成中心、競賽、專利授權和學術休假政策),甚至為那些中斷學業以創辦公司的學生提供支持。
在歐盟內部,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是足以證明普遍性的例外情況。他們最近做出政策調整並推出支持創業的措施(例如法國科技創新計畫「la French Tech」);跡象顯示,法國新創生態系正在發展中,法國公司Mistral AI的成立就是例證。然而就整體而言,歐盟仍是遠遠落後,而且落後幅度越來越大。就「獨角獸」(價值10億美元或以上的私人企業)數量而言,以色列和英國加起來幾乎與整個歐盟相當;中國和美國的數量都高出更多。在AI領域,差距甚至更大。
儘管歐洲新創生態系的問題已獲廣泛討論,但檯面上的解決方案往往有所瑕疵。歐盟一再制訂大型、由政府運作的研發計劃,但這完全沒有抓到重點。儘管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是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研發出來,但其商業化幾乎是由美國新創公司一手包辦。此外,隨著AI商業化的加速,研發重心正迅速從學術界轉向業界,包括既有企業(例如微軟、Google和Meta)以及資金雄厚的新創公司(例如OpenAI、Anthropic、Mistral AI和Safe Superintelligence)。
同樣的,許多關於改革的討論都集中在需要協調歐盟成員國法規,或統一歐盟27個分散的國家市場。雖然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卻只是次要問題。畢竟,以色列和台灣已經發展出極具全球競爭力的新創體系,而人口卻分別只有900萬和2300萬。以色列和新加坡的人均新創獨角獸數量是歐盟的五倍,除了法國之外,歐盟內最成功的國家新創體系都位於斯堪的納維亞小國。除了在資本市場層面,歐洲國家市場分散程度的重要性,遠不如監管的實質內容和執行。
未臻完美,但已較好
目前AI科技進步快得令人目不暇給,速度甚至超越1990年代網路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就連美國的新創體系也很難跟得上腳步;制度性安排正在迅速發展中,出現大量新的育成中心、駭客屋(hacker houses)、專注於AI的「單一普通合夥人」(solo GP)創投基金、AI獨角獸企業內部的新創投基金、天使投資網路、創辦人合作社(founder cooperatives)等等。
這並不是說我們支持盲目複製美國的制度。美國的大學教育已經變得極其昂貴;移民政策嚴重失調;相對於新創公司創辦人和創投家,一般員工在稅負上所受的歧視性對待,導致不平等嚴重加劇。
最後一點尤其未獲充分重視。美國新創公司的創始人和初期員工可以用微不足道的成本購買股票,且在出售股票之前無需納稅;創投公司及其投資人(「有限合夥人」)也是如此。結果是他們在出售持股時,只需繳納較低的資本利得稅,而且許多人不出售持股,只以股票質押借款,藉此完全避稅。
相較之下,當公司收購或公開發行時,普通員工手中的股票價格一旦明確之後,就立即會被扣稅。他們經常被迫立即出售股票來繳納這些稅金,且因為他們的收益被歸類為「普通收入」而面臨較高稅率。這種差別待遇現已成為美國不平等加劇的重要驅動因素。
儘管有種種瑕疵,美國體系仍然高度具備生產力、活力和應對能力。即使在遠距工作時代,包括歐盟在內,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前往美國學習AI並就業。
歐洲必須怎麼做
不得不說的是,歐洲在反壟斷/競爭政策和其他幾項有助於發展強大新創生態系的領域上,確實表現出領導力。歐洲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可以幫助緩解AI可能造成的混亂,並幫助潛在創業家承擔離開穩定工作的風險。
但歐盟也必須支持(而非治理或控制)科技生態系的機構,並且消除那些可能扯後腿的因素,例如過度侷限性的資料管理和隱私權法規(同時不能忽視合理的擔憂)。它還必須促進英語和基礎電腦科學教育的普及;修改就業法規;降低公司創辦、融資和招募的複雜度和費用;減少新創企業員工的移民障礙;促進研發;促進大學的新創文化;並建立一個資本市場聯盟。相較於美國,歐洲缺乏統一的資本市場仍然是主要劣勢,對於估值和融資管道都會產生影響。
歐洲如果想要在AI時代興盛繁榮,就需要對歐盟新創生態系進行重大改革;同時也必須在AI、技術、貿易、競爭和安全政策方面,促成更好、更平衡的跨大西洋合作。無論是歐洲衰落或美歐激烈競爭,對雙方都是有害而無利,特別是當雙方面臨著共同的威脅,從氣候變遷到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再到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等。美歐關係需要的是領導力、遠見和共同利益感,這為的不只是歐盟與美國的利益,更是要確保AI可以做為因應當代全球最大挑戰的關鍵工具。
轉載自《上報》,巴德雷(Bertrand Badré)是世界銀行前執行董事,目前擔任Project Syndicate顧問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投資基金「Blue like an Orange Sustainable Capital」創辦人及執行長,著作包括《金融能拯救世界嗎?》(Can Finance Save the World?,暫譯);佛格森(Charles Ferguson)是科技投資人兼政策分析師,曾執導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黑金風暴》(Inside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