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遂寧蓬溪起義
1929年4月初,省臨委領導成員調整分工,劉願庵任秘書長、黨報委員會書記。4月下旬,省臨委再次調整領導成員分工,劉任宣傳部部長。6月,省臨委在成都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劉願庵被選為常委、書記。
省委任命羅世文為第七混成旅黨代表,即刻赴蓬溪與鄺繼勳相會。
1929年6月29日,蓬溪起義爆發。鄺繼勳、羅世文根據省委的決定,指揮全旅2000多官兵開拔到蓬溪牛角溝,召開了全旅官兵動員大會,宣布起義,樹起了「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的大旗,鄺繼勳任總指揮,羅世文任黨代表,朱三元任前委書記。
按理說民國時期混成旅建制的兵力在4000人左右,但第七混成旅赴川東以來,數次參戰,傷亡不少。特別是黃隱命令鄺繼勳旅回原駐地整編,鄺拒不執行命令,所以江防軍大半年終止部隊給養供應,部隊折騰得減員近一半。網絡上也有文章寫到鄺繼勳的第七混成旅4000官兵起義。
鄺繼勳、羅世文將第七混成旅編為兩個師8個團,於當夜兵分南門、西門兩路攻打蓬溪縣城,與邊防軍一個騎兵團激戰4小時之久,擊斃守城士兵20餘人,敵人於次晨向文井方向撤退。起義軍攻占縣城後立即沒收縣政府大印,燒毀征收局的糧冊,釋放在押犯,成立「蓬溪縣蘇維埃政府」,這是四川的第一個中共紅色政權。
鄺部並以「四川工農紅軍革命委員會」名義貼出布告。起義軍當天還在蓬溪中學舉行演講會,宣傳革命。很快,劉湘等四川軍閥做出了反應,協調各駐防部隊力量,從四面圍堵攔截鄺部紅軍,步步緊逼,試圖剿滅這支紅色武裝。紅軍被迫轉移,跳出包圍圈,一路轉戰西充、營山、渠縣、達縣、梁山(今梁平)之間,所到之處即打土豪,分浮財,建立政權,紅軍還在新政(現儀隴縣城)成立了四川省第二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紅軍一路退卻,持續地抵抗,部隊已打得所剩無幾,剛過一個月的7月30日,紅軍抵梁山縣虎城鎮貓兒寨險地時,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寡不敵眾,起義失敗就在眼前,鄺繼勳先撤,離開了部隊。
鄺繼勳一走,起義部隊頓時失去了靈魂,第二天部隊抵達達縣萬家壩碗廠溝、雲霧山一帶,被敵軍擊敗,起義失敗,部隊完全潰散。
1929年8月,四川省委派省委負責人之一的劉披雲,陪同鄺繼勳去上海找黨中央。
鄺繼勳在上海被中共中央安排進入「打狗隊」(也稱紅隊),專職嚴懲敵人與叛徒。鄺曾親自打死叛徒、鏟共委員會主任白鑫,又在一家浴室里打傷了青幫頭子黃金榮。事後黃金榮寫信給黨的中共機關表示:「今後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
中共四川省委對鄺繼勳的蓬溪起義,還是做了積極評價:「這次起義的政治影響大,軍事失敗了,政治上還是勝利的。」
鄺繼勳的牛角溝起義地,位於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中共建政後,作為文物遺址,2012年7月16日公布為第八批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在蓬溪起義後,1930年春,四川省委軍事委員會書記李鳴珂,在重慶附近的涪陵,組織了兩個連隊的起義,原連長趙啟明任司令,李鳴珂任前委書記。很快起義遭遇國民黨軍隊圍剿而失敗。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舉行農民軍起義,將廣福、虎城、太平、龍沙和達縣等地的農民武裝調到忠縣黃飲壩,組成川東遊擊縱隊共1000余人,僅一個月,遊擊縱隊被軍閥陳蘭亭部隊和地方民團圍攻失敗。
70、周恩來調兵遣將
中共紅軍有三大方面軍,即朱德、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賀龍、任弼時的紅二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其中紅四方面軍實力最強約10萬餘人,紅一方面軍次之,高峰時發展到8.6萬餘人,但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一方面軍已不足萬人,被張國燾十分看輕,一度強勢以中央領導自居。二方面軍最弱,約1.7萬餘人。
1927年11月,黃安與麻城舉行3萬餘農民起義,那年18歲的李先念參加了起義。起義失敗後的數十人轉入木蘭山,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到1929年5月,紅31師發展到近400人,初步建成了以柴山保為中心,縱橫50餘公里的鄂豫邊蘇區。
1930年1月的上海,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三領導人之一,另外兩人是向忠發、顧順章。周恩來派遣鄺繼勳赴鄂豫邊區擔任軍事領導。周恩來一生最大的工作風格與特點是謹小慎微、巨細無遺,他指示鄺先回四川找廖宗澤,需要得到四川軍委的配合,組織一批軍事幹部與骨幹力量。鄺繼勳明白,鄂豫邊蘇區物質貧乏,力量薄弱,要打開局面,兩手空空難以為政。鄺繼勳明白趕回四川,直接找他的老部隊黃隱司令部中校參謀廖宗澤相助。
為什麽找廖宗澤相助呢?
這麽說吧,毛澤東、朱德帶領紅軍躲在井岡山,地處湖南省江西省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是不是有些「小隱隱於野」,蔣介石不圍剿,豈不是有些「山中無『國軍』,紅軍稱大王」的味道。故此中共中央決定再造幾個「井岡山根據地」,鄂豫邊區又是一個「小隱隱於野」的紅軍根據地。
四川不同,遍地是駐軍,軍閥割據,好在它是割據,不屬於國民黨嫡系,所以中共在四川根基長、紮根深,雖說四川也是國民黨清共重災區,但那個年代,全中國各省區域清共重災是普遍現象。由於四川軍閥各霸一方,便於中共隱藏於四川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就是自四川開啟。漢武帝時期,東方朔就曾自擬自己是「大隱隱於朝」的隱士。廖宗澤是不是屬於「大隱隱於軍營」「神仙」呢?
其時,廖宗澤擔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書記,公開任職是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故此為中共暗自掌控著不少部隊。這些情況,周恩來不是糊塗人,作為中央領導他必然了如指掌。
周恩來是否認識與知曉廖宗澤?
周恩來是否知曉廖宗澤其人,當然不能說如雷貫耳,但至少可說是耳熟能詳。廖宗澤進入黃埔軍校,有兩件事必定引起周恩來關註:一是四川新學員(其中自然有廖宗澤),大都是楊闇公推薦的,楊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由他推薦的名單,周恩來一定會重視與關註。二是新學員廖宗澤因為曾經是楊森軍校學員,畢業後又是楊森的屬下,依據廖仲愷編制的黃埔新生政治審查條列,他被編入黃埔四期預備軍官團,引發軍校管理層的熱議,其時周恩來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他不會不嚴重關註。
再則,1926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7月隨北伐軍進駐武漢,與劉伯承回合密探,為南昌起義做準備。也就是說,周恩來與廖宗澤至少有半年時間同處黃埔軍校。蔣介石校長能對爭議學員廖宗澤刮目相看,難道周恩來沒有自己想法與好奇?憑著周恩來與廖宗澤同樣的師生之誼,再則有廖宗澤背後楊闇公的這層關系,周廖的相約共敘是不言而喻。
盧順起義失敗後,劉伯承趕回武漢,向周恩來作了幾天的詳細匯報,而廖宗澤隱伏於川軍28軍江防司令部,繼續負責四川的兵運工作,這些是必須的匯報話題與內容。瀘順起義失敗後,劉伯承的副手黃慕顏碾轉赴滬找黨中央,1928年-1931年,他一直在上海,與中央的話題難免有廖宗澤的話題,黃不說,周恩來難道不會問?鄺繼勳蓬溪起義失敗被安排赴上海中央匯報情況,其時上海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就是周恩來,起義失敗情況、四川的兵運工作,及廖宗澤領導的兵運工作等,必然是匯報內容。
71、廖宗澤支助紅軍
鄺繼勳找廖宗澤相助,一方面中央指示四川軍委相助,另一方面鄺繼勳與廖宗澤是熟人,同在黃隱江防軍內任職,又同屬中共四川省委。1929年,鄺繼勳領導四川蓬溪縣起義,廖宗澤還是鄺的中共黨內上級領導。所以,鄺繼勳十分清楚他從四川帶走一支正規部隊,只有廖宗澤辦得到。
在廖宗澤的安排聯絡下,很快在28軍中為鄺繼勳組織了滿編制三個連的軍閥隊伍起義,讓鄺繼勳帶走,抵達洪湖地區後與當地紅軍組建紅6軍,鄺繼勳任軍長。遂寧蓬溪起義,對鄂西根據地的開拓,起到了支援與配合作用,在四川播下的革命火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鄺繼勳的名聲與威望遠播,很快開拓了根據地工作。1930年7月,鄺繼勳的紅6軍與賀龍領導的紅4軍合編為紅2軍團,鄺仍任紅6軍軍長。這就是後來的紅二方面軍。
1931年1月,紅四軍重組,曠繼勳任軍長、余篤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參謀長、曹大駿政治部主任,全軍共12500余人。隨後,鄺繼勳帶領紅4軍赴鄂豫皖建立革命根據地,而紅4軍成為後來的紅四方面軍的基本隊伍。1931年4月,鄺繼勳任鄂豫皖中央分局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1年10月,鄺繼勳任紅25軍軍長,率部開展武裝鬥爭,指揮了磨角樓、新集、雙橋鎮、蘇家埠等重要戰鬥和第一、二、三次反「圍剿」。
張國燾作為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與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1930年11月,瞿秋白、張國燾回國。1931年11月,由紅4軍與紅25軍組成了紅四方面軍。中央派遣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領導紅四方面軍的建立,擔任實際的主要領導人。曠繼勳是舊軍閥出身,自然不服指點江山的書生治軍,兩人矛盾凸顯,張國燾畢竟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自居,頤指氣使、發號施令。新組建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排斥曠繼勳,任命曠繼勳的參謀長、老實乖巧的徐向前擔任總指揮。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向川北轉移途中,鄺繼勳與曾中生等與張國燾發生沖突。
1932年12月29日,紅四方面軍攻下通江後,鄺任川陜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他為了分化瓦解敵人,建立統戰關係,寫了一封信給原在軍閥部隊里身為旅長的朋友謝德堪,遊說他擁護紅軍,爭取起義,被張國燾查獲此信,張便以「國民黨改組派」、「右派」等罪名,逮捕了鄺繼勳,於1933年6月秘密處死於通江縣洪口場,時年36歲。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內部,以莫須有罪名,又清理了曾中生、許繼慎、周維炯等傑出紅軍將領,均被張國燾殺害,就連總指揮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處死。
雖然,後來組建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與廖宗澤並不相干,但是鄺繼勳一路建立紅軍部隊,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不斷壯大,廖宗澤這位兵委書記發揮了作用,為紅軍支援與提供了基礎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