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遂寧蓬溪起義
1929年4月初，省臨委領導成員調整分工，劉願庵任秘書長、黨報委員會書記。4月下旬，省臨委再次調整領導成員分工，劉任宣傳部部長。6月，省臨委在成都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劉願庵被選為常委、書記。
省委任命羅世文為第七混成旅黨代表，即刻赴蓬溪與鄺繼勳相會。
1929年6月29日，蓬溪起義爆發。鄺繼勳、羅世文根據省委的決定，指揮全旅2000多官兵開拔到蓬溪牛角溝，召開了全旅官兵動員大會，宣布起義，樹起了「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的大旗，鄺繼勳任總指揮，羅世文任黨代表，朱三元任前委書記。
按理說民國時期混成旅建制的兵力在4000人左右，但第七混成旅赴川東以來，數次參戰，傷亡不少。特別是黃隱命令鄺繼勳旅回原駐地整編，鄺拒不執行命令，所以江防軍大半年終止部隊給養供應，部隊折騰得減員近一半。網絡上也有文章寫到鄺繼勳的第七混成旅4000官兵起義。
鄺繼勳、羅世文將第七混成旅編為兩個師8個團，於當夜兵分南門、西門兩路攻打蓬溪縣城，與邊防軍一個騎兵團激戰4小時之久，擊斃守城士兵20餘人，敵人於次晨向文井方向撤退。起義軍攻占縣城後立即沒收縣政府大印，燒毀征收局的糧冊，釋放在押犯，成立「蓬溪縣蘇維埃政府」，這是四川的第一個中共紅色政權。
鄺部並以「四川工農紅軍革命委員會」名義貼出布告。起義軍當天還在蓬溪中學舉行演講會，宣傳革命。很快，劉湘等四川軍閥做出了反應，協調各駐防部隊力量，從四面圍堵攔截鄺部紅軍，步步緊逼，試圖剿滅這支紅色武裝。紅軍被迫轉移，跳出包圍圈，一路轉戰西充、營山、渠縣、達縣、梁山（今梁平）之間，所到之處即打土豪，分浮財，建立政權，紅軍還在新政（現儀隴縣城）成立了四川省第二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紅軍一路退卻，持續地抵抗，部隊已打得所剩無幾，剛過一個月的7月30日，紅軍抵梁山縣虎城鎮貓兒寨險地時，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寡不敵眾，起義失敗就在眼前，鄺繼勳先撤，離開了部隊。
鄺繼勳一走，起義部隊頓時失去了靈魂，第二天部隊抵達達縣萬家壩碗廠溝、雲霧山一帶，被敵軍擊敗，起義失敗，部隊完全潰散。
1929年8月，四川省委派省委負責人之一的劉披雲，陪同鄺繼勳去上海找黨中央。
鄺繼勳在上海被中共中央安排進入「打狗隊」（也稱紅隊），專職嚴懲敵人與叛徒。鄺曾親自打死叛徒、鏟共委員會主任白鑫，又在一家浴室里打傷了青幫頭子黃金榮。事後黃金榮寫信給黨的中共機關表示：「今後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
中共四川省委對鄺繼勳的蓬溪起義，還是做了積極評價：「這次起義的政治影響大，軍事失敗了，政治上還是勝利的。」
鄺繼勳的牛角溝起義地，位於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中共建政後，作為文物遺址，2012年7月16日公布為第八批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在蓬溪起義後，1930年春，四川省委軍事委員會書記李鳴珂，在重慶附近的涪陵，組織了兩個連隊的起義，原連長趙啟明任司令，李鳴珂任前委書記。很快起義遭遇國民黨軍隊圍剿而失敗。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決定舉行農民軍起義，將廣福、虎城、太平、龍沙和達縣等地的農民武裝調到忠縣黃飲壩，組成川東遊擊縱隊共1000余人，僅一個月，遊擊縱隊被軍閥陳蘭亭部隊和地方民團圍攻失敗。
70、周恩來調兵遣將
中共紅軍有三大方面軍，即朱德、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賀龍、任弼時的紅二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其中紅四方面軍實力最強約10萬餘人，紅一方面軍次之，高峰時發展到8.6萬餘人，但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一方面軍已不足萬人，被張國燾十分看輕，一度強勢以中央領導自居。二方面軍最弱，約1.7萬餘人。
1927年11月，黃安與麻城舉行3萬餘農民起義，那年18歲的李先念參加了起義。起義失敗後的數十人轉入木蘭山，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到1929年5月，紅31師發展到近400人，初步建成了以柴山保為中心，縱橫50餘公里的鄂豫邊蘇區。
1930年1月的上海，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三領導人之一，另外兩人是向忠發、顧順章。周恩來派遣鄺繼勳赴鄂豫邊區擔任軍事領導。周恩來一生最大的工作風格與特點是謹小慎微、巨細無遺，他指示鄺先回四川找廖宗澤，需要得到四川軍委的配合，組織一批軍事幹部與骨幹力量。鄺繼勳明白，鄂豫邊蘇區物質貧乏，力量薄弱，要打開局面，兩手空空難以為政。鄺繼勳明白趕回四川，直接找他的老部隊黃隱司令部中校參謀廖宗澤相助。
為什麽找廖宗澤相助呢？
這麽說吧，毛澤東、朱德帶領紅軍躲在井岡山，地處湖南省江西省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是不是有些「小隱隱於野」，蔣介石不圍剿，豈不是有些「山中無『國軍』，紅軍稱大王」的味道。故此中共中央決定再造幾個「井岡山根據地」，鄂豫邊區又是一個「小隱隱於野」的紅軍根據地。
四川不同，遍地是駐軍，軍閥割據，好在它是割據，不屬於國民黨嫡系，所以中共在四川根基長、紮根深，雖說四川也是國民黨清共重災區，但那個年代，全中國各省區域清共重災是普遍現象。由於四川軍閥各霸一方，便於中共隱藏於四川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就是自四川開啟。漢武帝時期，東方朔就曾自擬自己是「大隱隱於朝」的隱士。廖宗澤是不是屬於「大隱隱於軍營」「神仙」呢？
其時，廖宗澤擔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書記，公開任職是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故此為中共暗自掌控著不少部隊。這些情況，周恩來不是糊塗人，作為中央領導他必然了如指掌。
周恩來是否認識與知曉廖宗澤？
周恩來是否知曉廖宗澤其人，當然不能說如雷貫耳，但至少可說是耳熟能詳。廖宗澤進入黃埔軍校，有兩件事必定引起周恩來關註：一是四川新學員（其中自然有廖宗澤），大都是楊闇公推薦的，楊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由他推薦的名單，周恩來一定會重視與關註。二是新學員廖宗澤因為曾經是楊森軍校學員，畢業後又是楊森的屬下，依據廖仲愷編制的黃埔新生政治審查條列，他被編入黃埔四期預備軍官團，引發軍校管理層的熱議，其時周恩來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他不會不嚴重關註。
再則，1926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7月隨北伐軍進駐武漢，與劉伯承回合密探，為南昌起義做準備。也就是說，周恩來與廖宗澤至少有半年時間同處黃埔軍校。蔣介石校長能對爭議學員廖宗澤刮目相看，難道周恩來沒有自己想法與好奇？憑著周恩來與廖宗澤同樣的師生之誼，再則有廖宗澤背後楊闇公的這層關系，周廖的相約共敘是不言而喻。
盧順起義失敗後，劉伯承趕回武漢，向周恩來作了幾天的詳細匯報，而廖宗澤隱伏於川軍28軍江防司令部，繼續負責四川的兵運工作，這些是必須的匯報話題與內容。瀘順起義失敗後，劉伯承的副手黃慕顏碾轉赴滬找黨中央，1928年-1931年，他一直在上海，與中央的話題難免有廖宗澤的話題，黃不說，周恩來難道不會問？鄺繼勳蓬溪起義失敗被安排赴上海中央匯報情況，其時上海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就是周恩來，起義失敗情況、四川的兵運工作，及廖宗澤領導的兵運工作等，必然是匯報內容。
71、廖宗澤支助紅軍
鄺繼勳找廖宗澤相助，一方面中央指示四川軍委相助，另一方面鄺繼勳與廖宗澤是熟人，同在黃隱江防軍內任職，又同屬中共四川省委。1929年，鄺繼勳領導四川蓬溪縣起義，廖宗澤還是鄺的中共黨內上級領導。所以，鄺繼勳十分清楚他從四川帶走一支正規部隊，只有廖宗澤辦得到。
在廖宗澤的安排聯絡下，很快在28軍中為鄺繼勳組織了滿編制三個連的軍閥隊伍起義，讓鄺繼勳帶走，抵達洪湖地區後與當地紅軍組建紅6軍，鄺繼勳任軍長。遂寧蓬溪起義，對鄂西根據地的開拓，起到了支援與配合作用，在四川播下的革命火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鄺繼勳的名聲與威望遠播，很快開拓了根據地工作。1930年7月，鄺繼勳的紅6軍與賀龍領導的紅4軍合編為紅2軍團，鄺仍任紅6軍軍長。這就是後來的紅二方面軍。
1931年1月，紅四軍重組，曠繼勳任軍長、余篤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參謀長、曹大駿政治部主任，全軍共12500余人。隨後，鄺繼勳帶領紅4軍赴鄂豫皖建立革命根據地，而紅4軍成為後來的紅四方面軍的基本隊伍。1931年4月，鄺繼勳任鄂豫皖中央分局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1年10月，鄺繼勳任紅25軍軍長，率部開展武裝鬥爭，指揮了磨角樓、新集、雙橋鎮、蘇家埠等重要戰鬥和第一、二、三次反「圍剿」。
張國燾作為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與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1930年11月，瞿秋白、張國燾回國。1931年11月，由紅4軍與紅25軍組成了紅四方面軍。中央派遣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領導紅四方面軍的建立，擔任實際的主要領導人。曠繼勳是舊軍閥出身，自然不服指點江山的書生治軍，兩人矛盾凸顯，張國燾畢竟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自居，頤指氣使、發號施令。新組建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排斥曠繼勳，任命曠繼勳的參謀長、老實乖巧的徐向前擔任總指揮。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向川北轉移途中，鄺繼勳與曾中生等與張國燾發生沖突。
1932年12月29日，紅四方面軍攻下通江後，鄺任川陜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他為了分化瓦解敵人，建立統戰關係，寫了一封信給原在軍閥部隊里身為旅長的朋友謝德堪，遊說他擁護紅軍，爭取起義，被張國燾查獲此信，張便以「國民黨改組派」、「右派」等罪名，逮捕了鄺繼勳，於1933年6月秘密處死於通江縣洪口場，時年36歲。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內部，以莫須有罪名，又清理了曾中生、許繼慎、周維炯等傑出紅軍將領，均被張國燾殺害，就連總指揮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處死。
雖然，後來組建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與廖宗澤並不相干，但是鄺繼勳一路建立紅軍部隊，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不斷壯大，廖宗澤這位兵委書記發揮了作用，為紅軍支援與提供了基礎隊伍。
